一个30岁的中国人，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一个30岁的中国人，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可能很多人都无法想象。
究其原因，自然包括了中国养老政策的不确定性。
比如刚刚热议的延迟退休，实行不实行，目前尚无定论。但估计做些功课的人，明白中国养老基金状况的人，多会做出结论：如现状不改变，养老基金亏空难填，延迟退休恐难避免。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了养老机构的稀缺。
公办的、理想的养老院永远供不应求，而且他们不招收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程，何去何从，还将是个问题。
究其原因，自然也包括未来人们家庭的构成。
中国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自有其局限性，可也有其合理性。面对不确定性时，血缘是人们最后的依靠。然而，在长期铁板一块的人口政策下，“儿子”愈少，“老子”愈多。两拳难敌四手，血缘与家庭甚至有可能成为养老的拖累。
各种原因的合力，让养老成为一个未完成的命题。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是不需太多思量。
养老金——那时不叫养老金，叫退休金——自然照例由“公家”发放。公家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那时只有国企)，它们当时并无太大差别，当然也会千秋万载地存在下去。
在企业办社会、政府大一统的年代，养老似乎是一个无需考虑的问题。
那时候，养老是一个已完成的命题。
可事实证明，企业会破产，政府办养老根本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国开始接纳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社会共济、分担风险，一个巨大的转向开始发生，而这转向竟一直没有完成。
一个30岁的中国人的父亲的父亲，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这或许更为简单。
在遥远的过去，养老是一个单纯的个人问题。它取决于自己年轻时积累财富的能力，取决于儿女是否孝顺，取决于自己的身体是否硬朗。
从这个角度，政府大包大揽办养老虽然被证明无法施行，但至少指向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养老不应该局限为个人问题，应该有公共政策、公共财力的支持。
这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差别，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意识到依靠个人的养老，终究是一种低水平的养老，人们发明一系列办法，从资金、医疗到养老机构，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更美好些。
以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养老意识的变迁，即从依靠个人到依靠公共；以近30年来看，对公共的依靠也在逐渐转换为一种合理的方式。
这种转变一直保持着一种“未完成”的状态，自然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政策的摇摆和无力。
当然也有客观的挑战，比如在刚刚推行社会保险时，社会上已经存在了大量退休人员，他们在与社会保险的对接困难重重。“买断工龄”、“提前退休”，种种现在看起来奇特的政策，不过是在交历史的欠账。
往事不可追，而现实也总有争议处。
比如，公务员过于优越的养老政策，让本就紧张的养老基金背负更重的压力，且使公共政策变得不那么公平。比如，国家财政对公办养老机构投入的匮乏、公办养老机构定位的偏差。
一个30岁中国人的孩子，在他30岁时，该如何想象自己的老年生活？
最糟糕的情形，莫过于，他从父亲那获得了这样的经验：要依靠自己。
当养老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时，人们不免会掉头回去，把养老问题，重新依赖个人。依赖个人在年轻时赚到更多钱，保持好身体的健康——可这两者本就是矛盾的。更严重的是，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依赖还有可能性，而对整体而言，这种依赖全无可能。
这种后退无异于在充满自动化设施的社会中茹毛饮血。
在这组封面报道中，我们讲述了诸多养老在“未完成”状态下的故事，它们有些显得不可思议，而又确实发生。
结束养老的“未完成”状态，制定一系列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打破人们对于未来的不安全感，或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为了老人，甚至为了孩子，最紧迫的任务了。 (徐一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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