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华熹就成了无锡市崇安区工人俱乐部集邮小组（该组前身即民国时期的无锡集邮研究会）的一名通讯组员。在组长即名扬中国邮坛的集邮家孙君毅影响下，立志也要把集邮当作一种“学问”来做。1961年8月该集邮小组编印的邮刊《邮友信箱》并列登出两条“征刊启事”，一条是刘广实的，另一条则是华熹的。他的第一则启事不是征求邮品，而是“征求各种邮刊、集邮书籍”。从此，华熹买邮书比买邮票还积极。
多读书，勤读书，令华熹积累了许多心得、体会。尽管他远在昆明却积极参与无锡集邮小组发起的集邮征文活动，1962年1月号的《邮友信箱》发表了他的集邮处女作《集邮生活的体验》；后来又在《邮友信箱》举办的有奖征答活动中多次被评为“答案最准确者”，有一次竟成了全组唯一的“全部答出者”。其旧藏中的“华东邮政无锡加盖未采用票”和“鲁迅逝世15周年纪念邮票首日邮折”就是当年获赠的奖品。
华熹的第一篇集邮研究文章是《坐标法在集邮中的运用》。他把解析几何中的笛卡尔坐标系应用到集邮征文活动，受到孙君毅的赏识。之前，孙君毅曾撰写并印发过一份题为《集邮算术》的集邮基础知识讲座稿。孙老便把华熹文章列为《集邮算术（二）》，在1962年7月号的组刊上发表，并在“编者按”中大加褒奖。按语评价：“我们组织华熹同志写这篇文章，作为集邮算术第二部分，内容是进一步发挥数学在集邮中的运用，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对集邮者探讨邮票特征是有一定帮助的。”
当年华熹在昆明结识的第一位邮友是在昆明师范学校求学的胡民选，胡也是无锡市崇安区工人俱乐部集邮小组的通讯组员。两人常借休息日到位于南屏街的昆明集邮门市部会晤。他们感到，云南曾经出现过万灿文、戴郁华、李伴梅等著名集邮家，却还没出现过云南人自办的邮刊。遂商定合作编印《春城邮林》，“为促进云南的集邮活动尽自己的弱力”（创刊词）。1962年9月23日，《春城邮林》试刊第1期（16开油印3页）问世，11月“试2”（油印4页）登堂，1963年1月则正式推出了“创刊号”。郭润康《我所知道的乒乓球邮票》是该期的头版文章。以后，刘广实、沙庆禄、宋知新、南志秀、党仁珊、蒋伯埙、戴郁华、郑德堃……等名家都成了《春城邮林》撰稿人。华熹和胡民选编印《春城邮林》一事，被记载在《云南省志·邮电志》和《中国集邮史》两本史志中。郭老润康曾于1995年1月在太原《邮政知识报》上高度评价《春城邮林》是“云南第一份邮刊”。
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四清”开始，国内的政治运动便接踵而至，步步升级。民间邮刊命运多舛，《春城邮林》不得不于1963年9月悄然终止，前后共编印了11期。此后，中国大陆的集邮活动进入休眠期。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让华熹的全部邮品、邮刊横遭劫难，片纸无存。然而，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80年开始，这个曾在文革中险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华熹，邮心不死，旧好复萌，他“重整河山”从零开始买起了J、T票。当时《集邮》杂志尚未复刊，他就边收集邮品边为各地公开出版的科普杂志写科普文章。几年里，有近百篇成功之作发表。1982年在山西《科学之友》杂志发表的《现代工业中的骄子——泡沫体材料》一文被新华社出版的大型期刊《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1983年8月，昆明市集邮协会的《昆明集邮》试刊，华熹立即为其写稿。随着我国集邮活动复苏，各省、区、市纷纷成立集邮协会并出版邮报邮刊，华熹的邮文又纷纷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集邮报刊上。
坚持正确的集邮导向，是华熹撰写邮文的基本原则。九十年代初，“集邮发财”之说甚嚣尘上。他便在广州《集邮家》报的头版上发表《集邮的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建立新的邮票市场机制》、《假冒伪劣新闻亦该打！》等一系列文章进行抨击。其中《集邮的文化价值是第一位的》曾被多家地方或民间邮刊转载，还被人民邮电出版社编入《中国集邮年鉴1992》中。
华熹的研究课题比较宽泛，涉及传统集邮、原地集邮、极限集邮等多个方面。其邮文观点鲜明，见解独到，无人云亦云之作。他的邮事评论，个性突出，文笔犀利，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没多久，不仅全国30个省、区、市（仅无西藏）的集邮报刊上都能见到华熹的邮文，就连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大型邮刊上亦有华熹的集邮学术论文发表。他的《民居普票版式研究》收进全国集邮联主编的《1993集邮学术研究论文选编》；《也论MAXIMUN CARD之中译》编入《昆明集邮文选（1990—1994）》；《“普13”齿度种类的初步研究》则刊登在《集邮》第二期增刊。还有一部研究传统集邮的文章汇编，名为《版式研究》，在“1996北京·全国第二届集邮文章展品邀请赛”上荣获最高奖——金奖。
由于华熹邮识丰富，文笔高妙，1998年被香港中国邮史研究会聘为该研究会大型学术期刊《中国邮史》的执行主编。一本有64页，专业性又很强的杂志，从选、修、编稿、设计版页、文字校订直到签字付印，他一个人全部包揽，按时出版从不脱期，效率之高令人称奇。同样规模的官刊，假如没有一个十余人的编辑部，即使能勉强支撑，恐怕也难以为继。
华熹在主编《中国邮史》的那段时间里还倾心培养、扶植了一批邮文作者，笔者就是他真情教诲的受惠者之一。一次，我将一篇争鸣文章寄给华熹，他看过之后觉得文章写得很糟糕，就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您写辩论文章没有中心，抓不住要害，东一榔头，西一杠子；论点不明，论据苍白，文句混乱，词不达意，甚至有些地方让人不知所云”。批评过后，则是一番细致地指点和启发。接着，一边反省：“我是否有点太不客气了？批评过严了？”一边真诚地告诫：“我如果像某些人那样，或不理不睬，漠然处之；或转弯抹角，轻描淡写，光说些不痛不痒的话，对您何益？我是希望您在写作上能有所长进，才采用了‘利刀解剖’帮您分析，指出问题。但不知您是否接受得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炼，我的文笔有了一些进步，届时他又不失时机地给予鼓励：“您的新作，从题目到内容，再到文章的结构，我都要翘起大拇指，并为您跳跃式的进步高兴。您接受能力如此之快，令人钦佩。俗话说：逼上梁山，意思是说什么事都是逼出来的。您被我这么一‘逼’，终于逼出了好文章。”华熹就是这样一个直来直去，敢作敢当，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两个字：爽快。
注：《中国邮史》刊总第一至三期由麦国培编辑,总四期至二十四期为华熹先生编辑。华熹先生为云南昆明著名集邮家,受聘主编《中国邮史》达四年之久,为该刊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功不可抹!
当时邮刊主编挂名为“张敏”,实则编辑刊物工作全由华熹先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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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华熹先生冒雨会邮友（三星堆人）
2004年7月7日，我携老伴、孙女到达云南昆明后，在昆明市的吴井路云南军官招待所住下了。我首先电话联系上我要拜会的华熹先生。华熹先生是云南昆明著名集邮家，他邮识丰富，文笔高妙，我经常在各种邮刊上拜读他的集邮研究文章，而且我们都是邮缘联谊会的永久会员。我曾提前信函与他联系，希望在昆明能够拜会他。我在电话里联系上华熹先生后，他说，刚好明天省集邮协会有个邮文研讨会的活动，于是我们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他到我住的招待所见面。第二天早上大约6点钟，老天爷就突然变脸下起了瓢泼大雨，那雨借风势，敲打得窗玻璃直响。看着大雨哗哗哗地下个不停，我的心简直揪紧了，估计我们的约会肯定泡汤了。刚好8点，服务台小姐打电话到我房间说：有一个老头要见你，问我见不见？我说要见，我马上就乘电梯下楼。到了服务台看见一个干瘦的老头，穿着雨衣凉鞋，裤脚挽到大腿上，手里还拿着一把雨伞，他的衣裤都湿了，仍然显得非常精干。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仍然激动地快步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华老师，你辛苦了！华熹先生是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冒雨赶了几公里路来与我见面的。他对邮友的这种诚挚而实在的友情，让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2004年我在昆明和华熹先生（左），胡民选先生（右）合影。
我参加云南省集邮协会的邮文研讨会。
华熹先生在宣读他写的论文。
华熹、胡民选、赵华、罗纪纲签名的纪念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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