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类文学体裁中，童话、寓言与成语典故的原文都属叙述类的文学作品。它们最接近儿童的生理与心理，也最为儿童所喜爱。新中国邮政紧紧抓住儿童的这种身心特征与需求，发行了邮票《咕咚》、《小鲤鱼跃龙门》、《安徒生童话》、《刻舟求剑》和《成语典故》(一)等。可童话、寓言与成语典故之间究竟有哪些差异呢?
所谓“童话”，是以儿童所理解的人或物作为描写对象，通过饶有兴趣的情节，创造出一个可以突破时空与客观规律制约的境界。从题材看，童话通常以儿童所能理解的人或物来描写对象，往往把器物或动植物等拟人化为主人公。从内涵看，童话一般较为浅显，毕竟它的阅读对象是儿童，不宜偏深。童话《咕咚》故事浅显教育儿童认识任何事情必须调查研究，不能听信流言、以讹传讹的道理。从情节看，童话却相对复杂曲折。《皇帝的新装》的情节就较为起伏，在必要的情节主线之外，渲染了不少细节：骗子如何织，新衣如何美，君臣如何看，市民如何说，国王如何巡。让儿童读来饶有兴趣。从篇幅看，童话一般较长。一篇《海的女儿》，何止《刻舟求剑》的十来倍?从结局看，童话一般不点主旨，而是让儿童从童话的有趣情节中去自己理解，甚至是不知不觉地受到教育。
而所谓“寓言”，就是用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达到劝诫教育或讽刺目的的文学作品。从题材看，寓言可以是人事，也可以是拟人化的动物。因此寓言与童话的题材大同小异，只是童话比寓言更广泛而已。从内涵看，寓言较为深刻。《刻舟求剑》只有读完全文，人们才能知道其意在讽刺地点变而“法”不变的人。从情节看，寓言较为简单。《刻舟求剑》只讲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故事：涉江—落剑—刻舟—入水，只此而已，不枝不蔓，毫无细节可言。从篇幅看，寓言一般较短。《刻舟求剑》的文字如用文言计算，才六十来字；如翻译成现代文，也只有110左右。只需一两分钟，就使读者受到某种哲理的训示。从结尾看，寓言有的直接点明寓意，有的不点，《刻舟求剑》就在点与未点之间。在讲完故事之后，作者反问道：“求剑若此，不亦惑乎?”这就点明了它的劝诫目的与讽刺特性，但其具体意义并没有说明。因为正如此，寓言固然适用于儿童，但它同样适于成人阅读。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成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语。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字组成，少数是三字，如“莫须有”，之类，也有多于四个字如“桃李满天下等等。典故是文献典籍中曾出现过的词语或故事。成语很多与典故有关，故称成语典故。这样，成语典故就包括了历史事实、古人原句与寓言传说。正因其中包含了寓言，所以有的成语典故就与寓言合而为一了，以致现在人们实在是难以分清哪是寓言哪是成语典故了。去年发行的《成语典故》(一)所涉及的，其实都可看作寓言，主要是先秦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中用来说明某个道理的“论据”，可视作一种特殊的比喻。“邯郸学步”出自《庄子·秋水》，比喻只知道盲目地模仿别人不成，反而失掉了自己固有本色与技能。“滥竽充数”源于《韩非子·内储说上》，比喻没有真才实学，聊以充数。“鹬蚌相争”出自《战国策·燕策二》，比喻双方相持不下，第三者因而得利，告诫人们不要只顾眼前的恩怨，而应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只有“叶公好龙”源于西汉刘向的《新序·杂事》，讽刺了表面爱好某种事物而实质畏惧的思想作风。而最早发行的寓言邮票《刻舟求剑》，却出自《吕氏春秋·察今》篇，与《成语典故》(一)的上四则其实同属一类，只不过《刻舟求剑》发了四票而《成语典故》每则寓言只发了一票“两图”(每则成语典故都是两场景叠合)而已。
不论是童话，寓言还是带有寓言”性质的成语典故的原文，表现手法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富于幻想，惯用夸张、譬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以简明、朴素而有力的语言，充分表现劳动人民在生活和斗争中的勤劳、机智、勇敢、坚强的意志和美好的理想与愿望。它们表现在邮票上，对于培养青少年的美好情操，增长青少年的文化知识，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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