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集邮人物研究的意义
20世纪，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由衰落走向振兴。在此期间，中国集邮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初期由外国人占主导地位，中国集邮者经过奋力拼博，终于在世界邮坛占有了重要席位。中国集邮者对待集邮，不仅善于消化吸收，而且勇于发扬光大，在充分挖掘集邮文化内涵的同时，始终赋予它很深的民族感情。弘扬国粹，为民族争光，成为一代又一代集邮者们自觉的行动，从而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业绩。在收集邮品、研讨邮识的过程中，他们以高尚的邮德、宏富的藏品与述著以及中国特色的交流活动，为中国邮坛树立起座座丰碑。
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人的活动，在集邮这个多姿多彩的舞台上，活跃着来自各行各业、年龄悬殊的爱好者。人们的才能是不相同的，有的长于观察，慧眼非凡；有的长于实践，心灵手巧；有的长于结合，包罗万象；有的长于运筹，环环入扣。加之人们精神追求和审美情趣的差异，学历、阅历、精力、财力的不同，在集邮活动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一些各有特长的集邮家、邮学家以及邮票设计师和著名邮商。他们的集邮业绩、成功经验和心路历程，成为集邮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也是集邮研究绵延不绝的重要课题。
对集邮人物的研究，可以揭示和明辨中国集邮发展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各个历史时期集邮界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和学术观点，往往就是集邮观的具体体现，从而有利于考察、疏理集邮思想史和价值观；集邮组织和集邮刊物的建设宗旨和活动内容，无不展示着组织者的思想素质和精神风貌；国家遭受的每一次战乱与浩劫，经历的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使集邮者面临荣辱兴衰的考验，或大悲或大喜。对集邮人物研究而言，越是复杂的局面、曲折的历史，往往越精采。
在集邮史研究中，集邮人物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为集邮人物立传就是为中国集邮史立传。自古以来，史书中的人物是最活跃、最生动、最富感染力和引人入胜的部分，但往往也是最难写、最敏感的部分，集邮人物的评传与研究亦然。对集邮人物的研究，不仅能够为集邮研究积累宝贵的史料，好的研究成果，还包含着思想方法、道德修养，不乏人生哲理，具有以史为鉴、催人奋进的社会影响。集邮人物的典型事例，可以使成千上万的集邮者从中受到启迪和鼓舞，加深对集邮文化的理解。集邮家们的奉献精神，对“两个文明”建设和集邮社会形象的宣传，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之，集邮人物研究及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它包容了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集邮人物研究虽非显学，却是独具特色和魅力的人文科学。
二、集邮人物研究的发展
中国集邮界向来重视集邮史和集邮人物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邮刊上就连篇累牍发表过许多介绍集邮人物活动的专访和集邮家评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邮史资料。例如，由周今觉主编的《邮乘》发表的周今觉《余之集邮最初动机》（连载）、由陈志川主编的《国粹邮刊》发表的张赓伯《邮海沧桑录》（连载）、一芹（陈葆藩）《海上邮人小志》（连载）、《中国邮坛巨擘周今觉氏之生平——今觉先生之謦欬》，由钟笑炉主编的《近代邮刊》发表的罗兰《人物春秋》（连载）等。这些文章史料翔实、文笔生动、哲理警策，当年有着广泛的读者，至今仍堪称集邮人物研究的开山之作。
8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集邮活动得到恢复并蓬勃发展，集邮人物研究著述也呈现繁荣局面。新复刊不久的《集邮》杂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集邮人物的重要文章，例如，1980年发表的夏衍《集邮寄语》，文中讲述了本人邮集在“文革”中遭受的浩劫；曾丰秧（沈曾华）的连载文章《解放区邮票杂忆》和赵文义的《新四军中的集邮家——沈曾华》，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区票收集与研究轶事；邵林的《记老集邮家马任全》，则揭开了研究宣传老一辈集邮家高潮的序幕。张包子俊的《西湖集邮沙龙散记》长篇连载，是80年代后期著名的集邮人物活动笔记，言简意赅，影响较大。
在集邮图书方面，同样有一批具有学术性、史料性的重要著作问世。集邮家姜治方的《集邮六十年》于1981年9月由香港南粤出版社出版，1982年7月，该书以《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书名，由外文出版社和集邮杂志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集邮家个人传记体回忆录，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1987年3月，马骏昌主编的《集邮回忆录》，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20多位集邮家、邮商、邮票设计师的回忆文章，回顾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集邮活动历史，是中国第一部集邮史资料专集。
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中国的集邮人物研究已呈现出百家争鸣、述著如林的繁荣景象。各类相关文章数以百计，各类图书已达几十部。总体而言，集邮人物研究的成果包括以下一些主要内容：
一、专门的集邮（包括邮政管理、邮票设计）人物研究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邮坛精英、优秀人物，也有少数属于邮坛败类，例如，费拉尔、钱万能等人。
二、集邮家、邮票设计师本人的自传、回忆录。例如，郭润康的《集邮传真》、沈曾华的《洪流邮趣》、孙传哲的《情系方寸——我的邮票设计道路》等，为集邮人物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对集邮家业绩的评传，例如，《悠悠方寸情》（傅桃生著）、《集邮家的足迹》（李毅民著）等。这些专著以第三者的视角，以冷静客观的态度，书写人物的生平业绩，将收藏的苦与乐，人生的悲与欢贯穿于内。
三、集邮家的个人文集、文选。例如，《赵善长集邮文选》、《张包子俊集邮文选》、《郭润康集邮文选》、《邮坛闻见录》（杨耀增著）、《延陵集邮文存》（吴廷琦著）、《孙君毅集邮文选》等。这类文集、文选，有些是由集邮组织编选并赞助出版的，其编选的过程，也是对集邮家学术成果的整理与评价。另外还有一些集邮散文集出版，例如，《方寸集——“刀削面”专栏杂文集》（于宗琪著）、《集邮写作四十年》（林霏开著）、《邮苑菘韭——唐无忌集邮随笔录》等。这些专著的出版，为集邮人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四、工具书中对集邮人物的定论。例如，《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百科全书》等书中，都设有“集邮人物”条目，分别对中外数十位集邮家做了重点介绍。条目中，不仅有人物的生平简况，还对其藏品和研究中的突出成绩进行了概述和评价。其中许多条目资料完整、准确，评价中肯、客观，成为集邮人物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五、集邮报刊发表的人物专栏文章。广州市集邮协会主办的《集邮家》报开辟的“邮苑人物志”专栏，几乎每期都介绍一位集邮界人士的集邮经历、经验和成就，并配以照片，使集邮者从中取长补短，受到启迪。《上海集邮》的“邮人剪影”，也成为该刊的特色栏目之一。再如，《集邮报》的“本报专访”、“往事如烟”、“集邮人生·自传”，《中国集邮报》的“邮坛耆宿”、“人物春秋”等专栏。
六、对集邮人物的纪念性文章。在纪念一些著名集邮家逝世或诞辰若干周年，集邮报刊上会发表系列的纪念文章，其中不乏具有创见和深度的研究文章。除此外还有集邮人物研究团体召开的研讨会所发表的研究文章。自80年代后期以来，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集邮人物研究团体，例如，上海的钟笑炉集邮基金会、贵阳的郭润康集邮研究会、浙江的孙传哲邮票设计艺术研究会、原新光邮票会会员联谊会等，这些团体均定期或不定期召开研讨会，进行对集邮人物的专门研究活动，有的还汇编了论文集。
三、集邮人物研究的新特点
集邮研究是个人兴趣与集体合作相结合的创作，既适合独自钻研，也能够协同攻关。集邮研究也是阶段性成果与长远课题矛盾统一的产物，新的成果往往与新的课题交替出现。时代源源不断推出的集邮人物，是集邮研究常议常新的永恒课题。
在集邮研究中，任何述著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要有新发现；第二，要有新研究；第三，要充分利用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集邮人物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1、揭示人物精神境界，弘扬正气
研究集邮人物，主要是研究其从事的集邮活动和取得的业绩。这些实践过程是物质化的，但也有精神方面的因素。人的一切活动和业绩，都离不开思想感情的支配，无不体现着人的素养和品格。中国的集邮者，具有爱国传统和道德修养，这些是集邮人物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和大力弘扬的正气。对集邮人物进行多侧面的研究，揭示人物丰富的精神境界，不仅能使人物亲切感人，而且对倡导正确的集邮观、道德观具有积极的作用。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许多老集邮家具有高尚的情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收藏，辛勤探索，在集邮学识方面有所建树，在与邮友的交往中，注重邮德，待人以诚。有的集邮家勇于揭露伪造邮品的行为，富有正义感；有的集邮家将邮品捐献国家，满怀一腔爱国热情。在许多文章中，对于这些感人事迹进行了生动记述。例如：《风雨携春访夏公——记夏衍的集邮生涯》（长篇报告文学，张盛裕著）、《读钟笑炉给马任全的几封信》（马佑章撰文）、《文革中的集邮往事》（连载，居洽群撰文）、《张包子俊在最后的日子里》（李少华撰文）、《勤于笔耕的邮学家——陈印白》（杨幼才撰文）等。
许多集邮人物研究述著注意克服以往对人物评述只停留在表层的薄弱环节。不少著述结合社会及个人的历史背景，对人物的人生追求、审美情趣、学术建树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通过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物在读者心目中不再是平面的，具有了鲜明的特色与个性。这表明，只有思想性与个性的有机结合，研究才能有深度，才能获得持久的影响力。
2、倡导科学的方法和民主的学风
集邮人物研究会遇到许多难题和阻力。例如，生不立传，是中国历代写史的常规。再如，写过世的人，收集史料难，评价更不易。写在世的人，更非易事，本人认可，读者也得认可。尤其对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境界、主要贡献，乃至对逝者盖棺论定的历史评价，很难掌握分寸。过去研究集邮人物，尤其是历史人物，往往不大重视对历史细节的评价，即评价历史人物时，只是看他们参与的那些大事，而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却忽略了。说一个人好或说一个人不好，总是先有了政治上的判断，然后就以这样的判断去裁量历史人物。
80年代以来，集邮研究者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学风的改进，发表了许多对集邮历史人物的专门研究与争鸣文章。例如，常增书1984、1985年先后发表的《中国邮票史和费拉尔（讨论稿）》、《“小壹元”出世与费拉尔作弊》（与王庸声合写），揭示出红印花加盖过程中，外籍官员的种种舞弊行为，其论点引起集邮界的瞩目。1991年5月，《费拉尔手稿——清代邮政邮票和明信片备忘录》正式出版。该书为中国邮票博物馆所藏费拉尔1896年呈报赫德的备忘录，并附有摘抄的赫德、葛显礼、贺壁理、费拉尔的一些往来书信。这部手稿的研究价值在于，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近代邮政开创初期的半殖民性质，也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至今知道姓名的中国邮票第一位设计绘图人——费拉尔的真实面目。
如今，集邮历史人物研究已取得一批阶段性的成果，在围绕赫德、费拉尔的争论，对施塔、绵加义、周今觉、袁寒云等人的研究过程中，广大论文作者重视挖掘史料，关注考证细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开争鸣，冷静商榷，更正了许多史实，得出了新的评价，体现出良好的研究学风与素养。例如，鲍训华发表的《赫德论》，提出研究赫德应注意的几个要点问题，其中包括：赫德是经英国外交部精心挑选的大学毕业生，是能代表英帝国主义利益而被派到中国来的；赫德抢办中国近代邮政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公开地、更有效地搜集传送情报，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
对历史人物坚持历史地、客观地分析评价，体现了科学的历史观和学风。在研究的过程中，不仅对历史人物必须全面分析，对研究者的各种观点，也应该全面分析，通过充分讨论交流，去伪存真，才能逐步达到认识的统一。
3、拓宽人物研究的范围和视野
80年代以来，大陆集邮学术研究者注意吸取台湾及国外的一些集邮人物研究述著成果，从而提升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例如，台湾出版的公孙柳著《邮人邮事甲集》、《陈志川邮学论著》等，都是集邮人物研究中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集邮文献。开展与台湾集邮界的研究交流也有了良好的开端。1995年，台湾海峡两岸邮史研究会出版丛书第三辑：《邮海话沧桑》，此书汇集了成都集邮家叶季戎1987—1994年间发表的集邮文章，成为一部个人专集史料，为海峡两岸集邮人物研究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
对台湾、香港及海外集邮人物的研究同样卓有成效。例如，对香港集邮家林文琰收藏中国早期华邮的两件孤品珍宝，成为继周今觉、郭植芳之后“新邮王”的业绩及其意义，大陆集邮报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对旅居瑞士华人集邮家薛少棠在沟通海峡两岸集邮界密切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贡献，一些文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集邮是一项世界性的文化活动，对世界著名集邮家的研究，同样引起了中国集邮界的关注。1985年12月，中国集邮出版社编译出版了美国斯坦利·M·比尔曼著《邮坛巨星》，书中介绍了国外20位著名集邮家的生平事迹。该书融历史性、文学性、趣味性、资料性于一炉，是帮助集邮者开拓视野的参考书。改革开放促进了对外交往，对于日本水原明窗、菲律宾黄光诚、新加坡陈为乐等与中国集邮界有过密切交往的外国集邮家、瑞典邮票设计雕刻家车思来·思拉尼等外国著名艺术家，中国集邮报刊也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对他们集邮观点和方法的研究，以及论述他们为协助中国邮品、邮集研究水平提高所做的成绩。
4、结合编史修志进行集邮人物研究
90年代以来，全国集邮联组织编纂了《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史》，此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过数年《中国集邮年鉴》及《中国集邮百科全书》。这些史志辞书的问世，是集中国内集邮研究力量联合攻关的结晶。其中的集邮人物研究成果，不仅做出了比较标准的评语，也确立了规范的体例，对集邮人物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各省市编纂的地方集邮史志中，也涉及了大量的集邮人物史料，其编撰过程 ，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调研讨论活动。
结合史志辞书编纂进行集邮人物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调动了参与研究编撰者的积极性，并获得许多便利条件，能够查阅挖掘出一批历史档案，而且通过走访或开会调研，能够及时抢救出许多储存在老集邮家头脑之中的“活史料“。更重要的是，史志辞书编纂出版过程中，经过个人撰稿、集体讨论、主编统稿、编辑审校等一系列编审环节，层层把关，严谨要求，集中集体智慧，尽量消除主观失误与差错，变个人著作为官修正史，从而提高了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档次。
对集邮人物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其研究成果，既是对集邮人物业绩、学识、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贯穿其中的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诠释。只要我们在集邮人物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方法，就能够达到以史为鉴、以人为镜、促进集邮健康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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