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新中国70余年来所发行的邮票。自1949年至20世纪60年代，无论纪特，这一时期邮票，清朗明快的“简约”之风扑面而来。那套由孙传哲先生勾勒出的“敦煌壁画”，看“飞天”飘逸，感“狩猎”张力，雕刻版线条的力量，单色黑白的反差力度，深刻再现了“壁画”的民族气质和艺术风采。后来发行了“敦煌壁画”邮票，虽强化了遗迹原貌，但“纪实”视觉形象中的主体不清，“糊”在一起。两者相较，20世纪50年代发行的那两组“敦煌壁画”的简洁勾勒，则更有魅力。
同样，看到纪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纪念”、纪33“中国古代科学家”，以及纪50 “关汉卿戏剧创作700年”等邮票时，突出主题的主图设计，不仅充溢着民族风范，而且以艺术上的“简约”而具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想到了，邮票设计应在“国家名片”上体现国家的民族的特征。放眼世界各国邮票，无问国名，即可知悉为谁。缘由在于，邮票上展现了鲜明的突出的民族风范。如捷克斯洛伐克邮票，从20世纪40年代，直到现在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半个多世纪不变，邮票上那淡雅俏秀的雕刻凹版线条，依然成为人们认知其邮票风格的重要特征。
新中国邮票的风范，已在初期那些“老纪特”邮票上有了鲜明昭示。尽管随着时代前进，邮风有了进展变化，但作为奠基性的风范，却不可移易。我以为，新中国早期邮票所彰显的风范，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亮出了经典性的“简约”二字。
还以“敦煌壁画”邮票设计为例，早期系列那两套8枚邮票，其图案强化的不是遗迹原貌“纪实”性的再现，而是聚焦在了壁画艺术最精彩的造型。敢于忽略了色彩，突出了构图的主体线条，这是在认真研读了壁画原作以及遗存现状之下，所提炼出来的最经典的敦煌壁画神貌。历经千年风雨，壁画色彩已然淡褪，忽略色彩而对其精华提炼性的概括，相比于壁画形色的真实再现，更能让人感受体悟到这一文化遗存的精华亮彩。这个设计所焕发出来的艺术效果，当可以“简约”二字概括。
“简约”的一个要旨是，在概括提炼中突出邮票的主题与主体。邮票本就很小，又不全是工艺性的微雕，诚然观邮需要放大镜，但在设计上让主题和主体图案，在有限票幅上“一目了然”还是要务。不知从何时起，“复合”这个太多技术化太少艺术性的方式，纷纷挤进邮票小小天地。这让人们眼花缭乱了，谜一样在一枚邮票中寻多样信息；而新中国早期邮票，一枚邮票上就明确出现一个主体图案，清晰明确，一望尽览。
“简约”另一特征，就是构图简单，色彩简明。一枚邮票选择最典型的形象凸显其貌与主色调，构图简单，色彩简明，方可达到“简约”。其实，即使在后来的一些邮票设计上，也有可圈可点的“简约”风范佳作。如1980年“庚申年”猴票，只一只灵猴的构图和黑白简明的敷色，就现出了“简约”之美。此后，虽亦有佳，但有的附加在生肖形象上的信息，实在让小鸡小狗们不堪重负。反倒一猴独秀，更有视觉效果。
这一“简”字，道出了艺术辩证的一个道理：简可致繁。实质上，“简约”的背后不是单调，而是蕴含更丰富内容。那种信息拼凑式的体现主题，则在复合中复杂了，反呈现出索然无味。“简约”本身，体现了“以少胜多”的辩证法。“以多取胜”的作业，那不是艺术创作。“简约”在表现元素上虽为少且寡，然却很难。难在对于主题的思考和研读，对于实体形象的揣摩和深知。在此基础上的概括和提炼，是一个须有文化积淀和艺术功力的创作。因此，“简约”背后是艺术上的不简单。面对主题，只是形象的“拿来”，而不是去“创造”形象，实质上这不是艺术设计，而是拼图。
如今，邮票发行数量日益增多，增发亦令设计者奔忙不迭。社会上的“外脑”也忙于赶任务而难深入生活，加上缺乏顶层设计等，显然欠缺了“简约”这个辩证思维下的高度艺术概括与提炼的空间和时间。
近年来，邮票设计时有平淡或时趋平淡状貌，不能不让人回顾过去邮票设计的辉煌时日。从20世纪50年代的简约质朴，到60年代的“五朵金花”（金鱼、蝴蝶、黄山、菊花、牡丹），以及其后JT时期和编年早期那些精品之作，这些在方寸天地绽放的辉彩，背后皆有一个值得借鉴的背景。这就是把邮票当作艺术作品来创作，而不是当作宣传画来描绘。艺术品也有宣传效果，但不是拼凑信息式的直白展陈。应当想一想了，如何让邮票成为艺术设计、艺术创作，并在恪守中国风范，诸如践行“简约”等艺术理念之间，使邮票设计更上层楼。过去好，现在应当更好。
作者：李近朱
来源：中国集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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