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发行是邮政部门一项重要的业务工作，也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由于略带些神秘感，因此邮票发行的背景、选题的提出、邮票设计过程、评审情况、印制过程等等，历来为集邮界所瞩目。这些宏观策划的有关情况以及幕后不曾被人所知的一些史实，的确需要曾在邮票发行部门工作过的同志亲自撰写一些回忆文章或回忆录，以回应读者的关注，同时对今后撰写邮政史和邮票发行史，都是珍贵的史料。以猴票《庚申年》为例，我曾查阅过有关档案，其中的内容少之又少。这套邮票图稿的来源以及印制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都没有记载。所幸邮票的设计者邵柏林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珍藏的资料，加之他写的回忆文章等，这才还原了整个《庚申年》邮票发行的全过程。但有些史料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原中国邮票总公司的老领导宋兴民，1956年就从河北调入邮票发行局，长期从事邮票发行工作，满腹文章，满脑子故事，但遗憾的是他经手的大量的、珍贵的、有价值的史料没有留下来。我曾和多人谈起过这个永远都挽救不回来的损失，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邮票发行部门秉承“人民邮电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勇敢担当，成功策划发行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迎接新世纪”“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成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等一系列重大题材纪念邮票的发行。一些曾在邮票发行部门工作过的老同志，以及曾从事和亲身经历过的老邮政人，退休以后，把他们当年曾参与策划、经历过的有关邮票发行方面的内容撰写成回忆录，出版发行。让广大集邮界的朋友有机会了解这些邮票发行过程中的艰辛与故事，从而受到普遍欢迎。这些文章和著作对邮政部门现在从事邮票发行工作的一些年轻同志来说，既是传承，也是学习的样本，对他们今后的成长无疑大有裨益。因此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也为今后撰写中国邮政史、中国邮票史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史料。目前，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回顾和撰写一些邮票发行背后的故事，已经有多人在做，这既是责任使然，也是过来人对邮票发行史和邮政史的历史交代。对这些作者而言，这些文章绝不是轻浮的急就章，而是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并经过深思熟虑，认真核实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之后书就的珍贵史料。这些文章和书籍发表和出版之后，在集邮界和邮政部门中的反映是好的，是正面的，其中有些内容已经被集邮界多次引用。但总的来看，已经退下来并撰写回忆录的人并不多。如何动员他们把肚子里的邮票故事变成文献，的确是集邮者的期待。所以无论是谁，只要对邮票发行有利，对集邮事业有利，都应鼓励他们积极撰写。
原邮电部邮政司司长龚达才曾于1995年6月至1998年9月在邮电部邮政司主持工作，主要负责邮票的选题遴选、选题论证、选题发行规划和选题发行计划工作，并负责邮票图稿的评审，邮票图稿下达及邮政行业管理等工作。之后曾任中国集邮总公司党委书记。他撰写的《邮票背后的故事》和《再说邮票背后的故事》两本书，由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内容主要介绍其在邮政司工作期间一些重大题材邮票的立项及发行过程，其中不乏独家新闻。比如，邮政百年小型张图案上的皇帝御批，为什么要从一个“览”字改为“依议钦此”？香港回归祖国后特区发行的第一套邮票，为什么要加“中国”两个字？《三峡工程·截流》邮票图案，为什么上围堰合龙而下围堰开口？中俄邮政联合发行邮票，为什么图案选的是“马鹿”而非“东北虎”？发行普28《长城》邮票之后，为什么还要发行普29《万里长城（明）》邮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为什么去参观北京邮票厂和邮票博物馆？等等。这位老同志退休以后，退而不休，执笔耕耘，为读者还原了很多邮票背后的秘辛。
此外，也有曾多年从事邮票发行工作的老同志，利用空闲时间陆续撰写出版了有关著作，讲述了邮票从选题遴选、选题确定、图稿设计、图稿评审、工艺确定、发行量下达、样票审核、批准印刷，一直到发行的全过程。对这些文章和著作的内容，如果出现与事实不符，或有偏差之处，集邮界的朋友发表文章对其内容进行讨论、补充、更正，则是对历史负责，对史实负责的正确做法。我相信，这些老同志一定会举双手赞成，毕竟俗人都不是“神”。这也是集邮者应有的气度和品德。
集邮界历来有团结爱国，以天下邮人为友人，互相帮衬，互勉互励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大家更能认识到力量源于团结。在全国集邮界满怀信心，准备以更好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我衷心希望，上述的回忆文章越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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