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杨白子，原籍广西桂林。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装璜专业，从事邮票设计工作十年。设计过《服务行业中的妇女》、《普无号》、《红旗渠》、《轮船》、《工业产品》、《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等19套邮票（含与人合作）。1976年后从事书籍装帧工作，退休前为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1965年夏天，我领到一套藏蓝色双排扣的棉衣裤，匆匆上京报到。在广州美院就读装璜专业及附中期间，课程的多样性培养了无多样的兴趣。邮票这一艺术形式，实在令我心驰神往。而命运的安排让我到这方天地遨游的十年，不早不晚地正好赶上“文革”邮票设计这班车。迎新会上，邮票发行局宋局长在描述邮票这个“国家橱窗”时用16字作了生动概括；“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古今中外，上下千年。”那令人心潮激荡的话语很快就被“文革”的大潮所淹没。
首次感触“国家”二字
在《服务行业中的妇女》邮票按部就班地顺利发行后，仅6GD ，“文革”就开始了。我接手的第二套邮票《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就遇到了麻烦，这个1965年由中央提出的选题也无法避免地受到冲击；待选题确定、韪目敲定后，时间已所剩无几，稳妥的办法是采用1枚孙先生的头像。
图稿雕刻小样上报不久，记得11月8日那天上午，邓连普神色匆忙地进设计室找我，打开巴掌大的小夹子，里面是1枚宋庆龄珍藏的孙中山头像邮票。原来，我们的图稿由周总理转给她看了，她认为雕刻小样中的鼻子不够像；因为时间紧迫，她建议用1961年发行的这枚邮票的原图改字付印。为使该票有点新面貌，经紧急协商后，决定用影写版。我随即画了一个棕黄调的小色彩稿，在厂方紧密配合下终于突击出来，赶在了诞辰日发行。此事令我对邮票这小东西的分量有了清醒的认识，由于它在国际上享有的特殊地位，使其对每一国家而言者是举足轻重的。从此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责任，好比国家队运动员身后总连着“中国”二字，上至中央，下至工人、群众，都为这扇“国家橱窗”投注着关爱。作为从事邮票设计的人，就更要付出心血和汗水。
在“一片红”中寻求自身特色
记得1967年设计《南京长江大桥》邮票时，北京邮票厂采用照片搞了一组图稿；国缺乏以大桥为背景的群众欢呼的“红海洋”场景，就由我手绘了1枚。上报后对此图的意见只有一个：桥头堡上三面红旗的风向不一致。后因旗了是建筑物，无法改动而作罢，决定全部采用照片。我虽力气白费，仍为此庆幸。往后这种力气泡汤的事，经常重复出现，成了非走不可的弯道。
1971年为设计《轮船》邮票，在沈阳、大连、青岛、上海各船厂蹲点收集素材，就地搞设计方案，上上下下地征询意见，又按有关方面的强烈要求补充稿了一组表现“三结合”、小船台造大船、欢呼下水及造船工人特写的图稿。但经几番审查后，轮船最终以“全部处理在工作状态”的思路胜出，应了“英雄不问出处”的老话。那起飞的“金凤凰”何苦一定要带上它的“土窝窝”呢！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是个名符其实的“国家橱窗”。
接到设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邮票的任务，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那是一个不少外商都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胸前佩毛主席像章，集体进膳前还伴着中方人员同唱语录歌的年代。按主管部门的意见，我作了多套设计方案，又经广泛征询、讨论，最后上报的图稿涉及的问题之多可以想见：出品商品选什么作代表？附带还有形象问题，外商的国籍、穿着以及我国的关系……等等一大堆问题都足以令人却步。由于不得不考虑邮票与报章文字有别的特性，最后以表现新旧大楼面世。在上述种种费心费力的奔走劳作中，踏出的是邮票寻回自身特色的步步脚印。
留守组的日子
1969年5月，邮票发行局被撤销，我与张克让、李大伟以及库房的几个作为留守组，合并到北京邮票厂。由于设计是第一工序，我们属军事化编制的第一连，在凹印车间制版室内为们安排了小桌椅。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挖防空洞、制砖、烧窖（邮票厂负责全宣武区的防空洞用砖），我们还要定时下各车间当班，还有居委会按人头派下的砖坯任务。劳动时间挺多，《普无号》邮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各连代表在生产科集中开会，根据国内外形势、库存面值的需求以及各车间机器的闲忙，用当时的话，叫缺啥印啥，会上拍板立即执行。我当时为胶印车间双色机设计了“工农兵”（《普无号》第一组）以及一些邮资信封，因时间比较急，审批也顺利。其后，是战备票的设计，记得从开会决定选题到拿出方案也是仅7天时间。那时画邮票，车间里不方便就跑到库房外侧的小房间干，“文革”以来的几本画报成了手上仅有的参考资料。这是一个短暂的计划失调的时期，《普无号》邮票设计上的不统一和印刷组糙，就是明显的印记。待邮票组成立，在三车间有了专用办公室，有些选题因早作计划，我们还可以有时间摆弄木刻刀搞几色套印的版画图稿，设计也就逐步走上正轨。
苦煞人的“一花独放”
也许是与舞台有缘，“文革”中发行的6套文艺题材票，我参与了5套。20世70年代初，接手第一套编号票《智取威虎山》，最初是由我和曲不离口的京剧迷李大伟一起，手不停、嘴也不停地用黑白水黑搞了12个图。本想创点新，结果挨了批。后按英雄人物“三突出”的原则改用水粉，按画报剧照搞了4个图，多为半身像。对“胜利会师”大场面，作了4主角的特写。此方案在报送国务院文化组进被否定，意见来自称霸美术界的那位爪牙，他要求全国各宣传口统一口径，采用“旗手”审定时的剧照。设计推倒重来，1-5图对剧照作些裁切。突出人物倒是不难，第6图的百鸡宴场面杂乱，无以下手，令大家摇头叹息。进不宜迟，我为此四处奔走，终有一日感动了上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件堆上发现了未付印的该剧封面打样，正是杨子荣等4人握手会师的特写照片，经追问还是以“旗手”审定了的。当时那份喜出望外、如释重负的心情，今天的人恐怕难以体会了。而为搞到统一口径的剧照来制版，也颇费周折，致使看似容易的设计历时半年之久。
踏入新天地
1970年，随着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奏响了《东方红》。邮票反映建设成就的选题也应运而生。1970年底，为设计《工业产品》邮票，我们走访了农、林、水产、机械、冶金各有关部门，参观各种工业展览。“文革”后工业战线新产品层出不穷。在拥挤的一机部情报所，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的上访者，脸上那种百废待兴的迫切神态，令人感动。我们通过拦追堵截的索求，从初选的十几个产品中经历了一年多时间的筛选，最后决出4枚。此票的设计，在准确无误表现机器的精密的同时，要求反映其固有特色与所在环境。在缺乏优质的产品照片的条件下，手工绘制成为当时唯一的选择，这是一次挑战。用水粉颜料，笔笔到位地刻画每一部件，辅之以粉彩着色，大小喷枪助阵。在马达的喧嚣声中，以及完稿后雕刻师的协作下，诞生出了“文革”以后的第一套纯工业产品邮票；那种苦乐惨合、全力以赴的滋味，让我实实地过了一把瘾。从1970年到1975年，我前后参加了5套这一题材邮票的设计，由此获得了许多体验生活的机会。那种上上下下地采访、实地收集素材、整理归纳提取的劳作生活，令我受益非浅。走进生活，走近劳动者，那天地间的道道风景线、幅幅壮美画卷处处回响着生生不息的奏鸣；在西部大漠中的点点绿色，顽强地像翡翠般镶嵌在干渴的大地；山岩间那直下百多米的刘家峡大坝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那山坡上青稞地里，忙碌着半裸体的藏妇们，酱紫色的肌肤与汗水，在烈日蓝天下泛着蓝色的光彩；黄河的源头，那时隐时现的河滩，在太阳下像碎银子似地翻着花花细浪、潺潺流淌，滋养着这方水土；水草地里，用黑白牛羊毛织就的帐篷小学，和背着书包穿着鲜艳服装的牧民孩子。天与地、人与自然铸就的那种粗犷奔放，给我强烈的震憾。在大港，在渤海采油平台，那些天为被地为床，天南地北为打油而终日与油、泥、水搅和一体的采油工，纺织厂那万花飞扬的粗纺车间的女工们；在开滦，三四百米深的井下冒顶时，仅1米高的采掘面里，老师傅面对哗哗往下落的石块时那份凛然气度，那些长年奋战在地下、上井时仅剩一方白齿的黑色斗士让我终生不忘。
我感谢邮票设计生活给予我的所有教益，不论酸甜苦辣都是美好的。在这方寸阵地充满魅力与挑战的岁月，给我留下深深的记忆，在此也感谢《集邮》杂志，把我这个曾跑过龙套的人也列入其中，并衷心地为那“非常岁月”的一去不复返，为今日“国家橱窗”呈现出了百花吐艳异彩纷呈的无限春光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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