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一支部队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平整山头、兴建厂房，不曾想一个铁镐下去，挖到了一座距今2400年前的大墓。这座大墓中出土的一件乐器，不仅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世界！这件超大型的乐器就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名为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是世界上最大的音乐乐器，其编钟钟架长达748厘米，高265厘米，全套编钟共六十五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钟架上，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千克。它用浑铸、分铸法铸成，采用了铜焊、铸镶、错金等工艺技术，以及圆雕、浮雕、阴刻、 彩绘等装饰技法。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全套钟十二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音列是现今通行的C大调，能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乐曲。
曾侯乙编钟音乐性能良好，音域宽广，音调准确，音色优美，具有“一钟双音”的特点，即一个钟能够演奏两种不同的乐音，因此一套完整的编钟就可以演奏很多不同的乐曲。除了“一钟双音”，曾侯乙编钟七音齐备，并且具有12个半音，这跟西方12平均律是一个概念。钢琴有七个八度，曾侯乙编钟有五个半八度，音律很宽广。曾侯乙编钟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有关部门曾对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编钟进行调音，结果表明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改写了世界音乐史。也是中国迄今保存最完好、音律最齐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样一件国宝，中国的邮票选题哪能错过呢？《曾侯乙编钟》邮票的选题就落在了邵柏林身上。为此，邵柏林数次南下，考察编钟，为小型张邮票的设计做准备。就在此期间，邵柏林突发奇想，这个国宝已经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还能不能演奏？声音怎么样？演奏出来是什么效果？这一定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如果有这个可能，把这个编钟演奏一下，用录音机录下来，再制成唱片，让更多的人能听到2400年前的编钟音乐，并且把它流传下来，那多棒呀！这个想法能实现吗？首先，这件国宝是在湖北老的博物馆里靠墙放着，外面还有玻璃墙罩着，根本无法演奏。就是为邮票设计拍张照片都难。因此，必须把编钟移到比较宽大的房间，才能拍下完整的照片。演奏也才能把它的音响充分释放出来。可这件国宝能从博物馆拿出来吗？要放在哪儿才能安全，又不影响演奏编钟的效果呢？这是其一。其二呢，录音机是事成的关键设备。必须有最先进的录音设备才行，可是改革开放初期，哪能找到这样的录音机呢？其三，邵柏林要做成的唱片，不是直径为25或30 cm的黑胶唱片，而是能与邮票小型张同时放在一个邮折内的超小型唱片，当然也不能太厚。这个苛刻的要求有哪个厂家能接呢？这一连串的难题，放在谁身上，都会冒出三个字：不可能！可邵柏林不信那个邪！年过九旬的他，面对镜头这样形容他的性格：我这个人办事特别执着，就是一根筋！只要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成！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邵柏林非要挑战一下三个“不可能”！
第一个挑战“不可能”的就是要把编钟搬出来，放到合适的地点，既能拍照，也能演奏。可能吗？这件事让湖北邮电管理局的同志犯难了，他们找到省博物馆，博物馆拒绝了：我们决定不了，你们请示省里吧。
邵柏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服湖北邮电管理局向省里打报告，请示在拍摄编钟照片设计邮票的同时，演奏编钟事宜。报告打上去，却迟迟没有回音。您想，这件堪称国宝的重器，要把它从博物馆移出来，还要演奏。其中所承担的责任，每个人都得掂量掂量。放置场地、安全问题、运输问题、保管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做到慎之又慎、万无一失才行啊！
半年过去了。就在邵柏林焦虑万分时，省里终于有消息了，出邮票是大事，特批：同意。半年的等待，让邵柏林心中的第一个大难题终于破解了。 这套中国古代打击乐器编钟共有65件，总重量达2500公斤。最大的（下层右数第一件）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上层右数第七件）高20．4厘米，重2．4公斤。这么一套大家伙放在哪里才更安全，也不影响演奏呢？最后，选择在武汉东湖边上一个部队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个舞台。半夜里，从省里老的博物馆运出来，一个排的警卫负责编钟运输的警卫工作。这套编钟就安置在大操场的舞台上。邵柏林就开始拍照，为邮票设计做资料准备。
挑战第二个“不可能”，就要把编钟的珍贵声音录下来，没有好的录音机不行。20世纪80年代要找好的录音设备，简直太难了。邵柏林一位好朋友的电话，让他踏实了。这个北京广播电台的朋友，叫赵维端，专业录音师。原来，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播音工作的需要，北京广播电台刚从国外引进了一台先进的录音设备。你说，这不是天意吗！
录音机有了，但录音必须要到武汉。北京广播电台的赵维端能去武汉吗？电台刚刚引进的录音机能放行吗？邵柏林心里直打鼓。赵维端要是去不了，这台戏就砸了。令邵柏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赵维端极其轻松的回答，我跟您去。
邵柏林：编钟一共敲响过三次。第一次是出土后，给湖北省委领导演奏过一次；第二次就是在大操场演奏，进行现场录音；第三次是到北京，向中央领导汇报。前后就这么三次。之后就再也不允许敲击这件国宝了。后来演奏的编钟都是用复制品了。
晚上，武汉车水马龙的街道终于安静下来。警卫按照部署已各就各位。赵维端的录音机也摆好了，湖北省歌舞团的演奏员也已到场。邵柏林盼望已久的编钟演奏真的就要开始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片嘈杂声音从远处飘过来，一听，原来是东湖里的住家—群蛤蟆上班了，吾儿哇，吾儿哇······
一切准备停当的大戏，在蛤蟆的捣乱下，只好停下来。
凌晨2点以后，嘈杂声音逐渐安静下来。哎呦，谢天谢地，等了一宿总算安静下来了！负责录音的赵维端兴奋无比，招呼演奏员赶快开始。编钟的演奏这才正式开始。64件古乐器，在几位专业演奏家的演绎下，浑厚的古编钟声音搭载着古曲《竹枝词》，在整个大操场里回荡，在东湖边上回荡，在武汉的上空回荡，余音久久不曾散去·····
赵维端携带的录音机完整、忠实地记录下了编钟演奏的古曲《竹枝词》。赵维端也经历了一生中最最难忘的录音经历。
有了编钟完整的录音，邵柏林就要挑战第三个“不可能”。北京唱片厂离得近，就在北京。邵柏林亲自去厂里联系，想制作小规格的薄唱片。没想到北京唱片厂一口回绝：做不了。那口气就是没有商量余地！
当时邵柏林就凉了半截，怎么办呢？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邵柏林为此着急上火之时，北京广播电台的赵维端又给他解了围。原来赵维端在上海有一个朋友，就在上海唱片厂工作，名叫李维鍼，是位工程师。赵维端说，我联系联系他，看能不能帮忙。
赵维端电话打过去，李维鍼欣然回答，行，你们带着东西来吧，我给你们解决。简直又是天意呀！邵柏林和赵维端兴奋地随即赶到上海。李维鍼是上海唱片厂非常有事业心，又好钻研的技术工程师。李直接把他们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是一个很小的工作室，60多平米，里面有一台机器。赵维端把录制有《竹枝词》的编钟录音交给李维鍼。李维鍼二话不说，埋头就在刻录机上干起来。
李维鍼对邵柏林和赵维端说，你们也不用等了。我把它刻录下来，做成小唱片，还需要一些天。你们就在北京等吧。到时给你们打电话，再过来取就行。
在李维鍼工程师的精心制作下，一批红色的、薄如蝉翼的小唱片终于通过一枚枚曾侯乙《编钟》的小邮折到达广大集邮者的手里。在改革开放初期，尚未见过这种精致的迷你小唱片的集邮者，无不对《编钟》唱片与《曾侯乙编钟》邮票的组合啧啧称奇，也对邵柏林先生在集邮品上的创新无不表示钦佩！
为了保护2400多年前的国宝——曾侯乙编钟，国家明确规定，只把它作为文物供观赏，不再允许任何人、任何理由去敲击或演奏。为此，湖北专门仿制了一套编钟，用以演奏之用，除了邵柏林小唱片上刻录的编钟音乐，其他所能听到的编钟音乐都是仿制品发出的声音。邵柏林的创新制作，在小唱片上刻下的编钟声音，将成为历史上唯一由载体上留下的珍贵音响，这段编钟音乐也将成为永远的绝唱！
令人唏嘘的是，成就编钟音乐小唱片的赵维端和李维鍼帮助邵柏林成功地挑战了三个“不可能”后，已先后去世。他们在天堂也一定有编钟奏响的《竹枝词》的回响陪伴他们。
这套邮票发行以后，集邮界曾经引起不小的波澜。有不少集邮爱好者提出疑问，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发行的邮票都带背胶，为什么《曾侯乙编钟》邮票没有背胶？而且也不打齿孔？这在新中国邮票发行的近四十年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不带背胶，不打齿孔，这套邮票不俨然成了一张画片吗？那么当时什么原因才导致《曾侯乙编钟》邮票上缺少这两个重要元素呢？
对这个集邮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我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吧。恐怕也只有邵柏林先生能解开这个谜！我拨通了邵柏林家的电话。
当我的问话一出，邵柏林长长叹了口气。
为什么邵柏林有如此的感叹呢？原来，邵柏林把《曾侯乙编钟》邮票小型张设计好以后，确定用雕刻版，这也是邵柏林最中意的邮票印刷方式。《曾侯乙编钟》邮票小型张请谁来雕刻呢？孙鸿年，这是邮票厂非常著名的邮票雕刻师。钢版雕好后，邵柏林非常满意。但邮票厂的领导说这套邮票安排不了，就请541厂（人民银行印刷厂）印吧。
541厂是专门印制钞票的，有雕刻印刷设备。没想到邵柏林一联系，卡壳了。541厂当时安排不了雕刻设备来印制《曾侯乙编钟》，只能采用假雕刻，用胶版印刷。为什么是假雕刻呢？真雕刻印出来之后，用手来摸，墨迹是凸出来的。而假雕刻是用胶版印刷，不起凸，摸起来是平的。由于北京邮票厂的纸张都是根据印刷邮票的设备定制的，而541厂是印制钞票的，北京邮票厂的纸张无法在541厂的设备上使用。所以只能用其他纸张替代，这也造成了《曾侯乙编钟》邮票无背胶的尴尬。不仅如此，541厂不是邮票的专门印制厂家，也没有邮票的打孔设备。所以《曾侯乙编钟》邮票既没有背胶，也没有打齿孔。成为新中国邮票发行史上的一个特例。
作者：刘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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