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邮展期间，编辑老师向我约稿，说是准备推出“会士茶座”栏目。听后本人倍感荣幸，但还是委婉地推辞了。因为会士群体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我太年轻，还是在后面慢慢排队吧！最近，编辑老师又联系我，说这个栏目已经成功出版几期，该我上了。这次我欣然接受，那就说说年轻会士的心里话吧！
总听到周围的人说，现在集邮不行了，集邮者年龄偏长。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视频自媒体，都在快速飞跃发展。以通信工具为例，现在还有多少人在使用非智能手机，还有多少家庭在使用固定电话呢？与很多“昙花一现”的事物相比，同样具有时代特征的邮票、邮品和集邮活动，却仍然保持着旺盛活力和吸引力，新邮新作频出，邮展活动不断，已经是风景这边独好了！当然，现在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缤纷多彩，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很容易被分散，关注集邮的人群数量逐渐减少也是正常，集邮活动正向精英化发展，而且集邮品具有历史、文化和经济等多种属性，其中很多是有收藏价值的。大家可以去博物馆看看那里的文物，虽然绝大部分已经淡出我们的现代生活，却不影响蜂拥而至的参观者们学习研究。至于说青少年很少有集邮的问题，也很好理解，首先是现在手机等多媒体信息丰富，“诱惑”较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面说的集邮研究收藏需要知识、阅历和资金等各方面支持，这些都是青少年需要慢慢磨炼的，不可能短时间一蹴而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去逐渐积累，才能买得起，静下来，坐得住。
纵观全球，世界的集邮形势大抵和我国一样，都是任重而道远。在众多的收藏类爱好协会中，集邮有个特殊的优势，就是在全国集邮联之上，还有亚洲集邮联和国际集邮联。天下集邮者是一家，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稳定的“关系网”扩大集邮队伍，增长见识。2019年武汉世界邮展无疑就是个最好的机会和例子。邮展之前全国集邮联就开始各项预热，比如1月份在京举办图画明信片国际讲座，5月份出版《国际集邮联合会（FIP）集邮展览评审规则》等。其实在此之前几次国展，也都纷纷邀请国际专家们来华参加活动或现场讲座（笔者曾在2018年兰州国展讲座上做现场翻译）。所以武汉世展开幕的时候，广大中国集邮者对于国际/亚洲集邮联的主要负责人和专家们都比较熟悉，有些已成为无邮不谈的好朋友。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国家来华的邮友们就很陌生的，不知道哪个地区来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干什么的，纵然我们想尽地主之谊，展现中国的集邮风采，这样的“三不”却着实阻碍彼此间的集邮交往。所以在武汉期间，除了回酒店睡觉，我几乎都在展场，尽自己可能为中外集邮者搭起沟通的桥梁。首先就是迎接各国征集员的到来，他们都是“大包小裹”负重（邮集）而至，长途疲惫且人生地不熟，我们尽可能安排好邮集的海关申报和上框工作，让他们早点回去休息。邮展期间涉外活动频出，我与阿根廷集邮家一起接受了《长江日报》记者的采访，与中国国际电视台的记者做全英文现场直播，为国际专家的讲座做现场翻译等。待到邮展闭幕配合卸框时，我惊喜地发现，很多国内外的集邮者们已成为合作默契的好友。这样的邮展生活忙碌而充实，在集邮交流方面也确实卓有成效。随后我专门在《中国集邮报》上两期连载了《武汉世界邮展 老外集邮者那些事儿》一文，详细介绍了其中几十位来华集邮家的个人简历和照片，颇受本次到现场观展的国内集邮者的欢迎，他们经常会恍然大悟地指着其中一位说，哦，原来是他（她）！
如今的中国正在从集邮大国向集邮强国迈进，国际化是不可回避的趋势。无论是评审员还是集邮作者都将会越来越多地与国外集邮界人士接触，国际交流是我们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的集邮者，尤其是年轻人，更应该冲锋在前，开拓进取。其实国际/亚洲集邮联也非常鼓励我们年轻人这么做。2018年常州国展期间，我和福建的陈友生刚刚进入餐厅准备吃早餐，就被国际集邮联前主席郑炳贤先生、时任主席伯纳德·贝斯顿先生，时任亚洲集邮联主席普拉科·吉拉凯特先生以及全国集邮联焦晓光主任叫过去共进早餐。他们主动倾听中国年轻集邮者的想法和建议，沟通心得，畅谈世界集邮事业的发展（见图，左三为本文作者）。
这次与集邮巅峰者们的早餐谈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不仅仅是建立起年轻集邮者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更是将其化作动力，在日后的生活中不断取得进步，也不断鼓励身边其他集邮者们奋力前行！
来源：中国集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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