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单向街》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对于一个土星性格的人来说，时间只是履行这压抑、单调、重复使命的介质，在时间中，一个人只能是他所是的这一个人：他一开始是什么，就永远是什么。......土星气质的人生性迟缓、优柔寡断，以致于有时不得不用刀子为自己开辟通路，有时就把刀尖最终对准了自己。” ——苏珊·桑塔格
《邮品店》
文/本雅明（德）
对于阅读一堆旧信件的人来说，破旧信封上早已不流通的邮票不经意间透露出很多东西，通常比所阅读的几十页信所得到的还要多。有时候，人们会在明信片上看到这样的邮票，以至不敢确定：是应该将他们揭下来，还是保持明信片的原貌。那些明信片，就像既往的大师们在纸上所画出的艺术作品，在正面和背面画有两幅不同但同样珍贵的画作。有的时候，我们在咖啡馆的玻璃柜里，也能看到盖着邮资不足的邮戳的信件。那是放在那里示众的。或许，人们将它们放在这个玻璃柜罩上，以使它们在这个宛如萨拉斯·依·戈麦兹（太平洋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由西班牙人萨拉斯·依·戈麦兹最初发现了该岛）样式的玻璃岛内经受多年等待的折磨。长期没有被开启的信件变得十分冷漠。收信人就这样，被悄悄剥夺了收信权。它们耿耿于怀，默默策划着为长期蒙受痛苦作出报复。它们当中后来有许多出现在邮票商的橱窗时，已被盖满了的火漆邮戳搞得面目全非了。
众所周知，有些收藏家注意那些盖了邮戳的邮票。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因此，人们会相信，只有他们才洞察这个中奥秘。他们专注于邮票的神秘部分——邮戳，因为邮戳是邮票的黑暗面。有将光环置于维多利亚女王头部的纪念性邮票，也有给翁贝托戴上一个荣誉殉难桂冠的预言性邮票。但是，没有一种虐待的想法，比得上将票面拉上满是条状印痕，或者像地震那样劈开整块画面的邪恶做法。如此被施以暴行的邮票身体，与其呈网眼纱衣状的百花边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对比得到的变态快感是：对锯齿状的偏爱。谁想去深入钻研这些邮戳，就必须像一位侦探那样，去掌握有关声名狼藉的邮局的信息，就必须像一位考古学家那样掌握面对最陌生的地名去重新建构其轮廓的艺术，就必须像犹太教徒那样掌握整个世纪的数据清单。邮票上面充满了细小的数字、细小的字母、小树叶和小眼睛。它们是图绘的网状组织。所有这一切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低等动物那样即使被肢解也能活下去。因此，人们将破碎的邮票粘贴在一起就能拼成美妙的图画。不过，在这些图画上的生命，总是带有一丝腐败印迹，因为它们是由坏死的东西粘贴成的。它们的脸上和肮脏的群体到处是遗骨，并生满了蛆虫。
一套长长邮票中的排列色不正是一个奇异太阳的光芒吗？梵蒂冈或者厄瓜多尔的邮政部发出的光线不为我们所知吗？为何不向我们展示奇特星球上的邮票呢？为何不展示金星上数千种样式的火红，或者火星上的巨大阴影以及没有数字标注的土星邮票呢？
邮票上面标出的国家和海洋不过是一些很小的省区，上面的国王们只不过是数字雇用和指使的人。那些数字如愿地将颜色加诸他们身上。集邮册是具有魔力的参考书，里面记录了有关王室和宫廷，以及有关动物、寓言和国家的许多数字。邮政的交通，正是建立在这些数据的吻合对应之上，正如行星的运行建立在天文数字的对应上一样。
老式的小于一马克的邮票上仅标明一个或两个大大的数字，在一个椭圆形的环中。看起来，就像是些最早出现的照片，在漆黑的镜框里，那些素不相识的亲戚在朝着我看：纯粹符号化了的姑奶奶或祖爷爷。甚至图恩与斯塔克斯的邮戳，也是用滚筒印章在邮票的整个票面上拉上波浪形的均匀条纹。也有大面值的邮票，上面的大数字，就像出租车上着了魔的计程器数字一样。假如某日晚上烛光从它后面穿透过来，人们也不会感到太吃惊。但是也有小邮票是不带齿纹、不注明货币种类和国家的。其表面紧密关联的网状图案里，只有一个数字可见。或许，这样可怜的小东西是真正不由主宰的。
土耳其的皮阿斯特尔(Piaster)邮票上的字体，就像是一枚时髦别针，斜插在精明的、半欧洲化的君士坦丁堡商人的领带上。它们奢华而刺眼。完全是邮票界暴发户的派头，是尼加拉瓜或哥伦比亚邮票齿孔没有打好，而歪七竖八地呈现出的样子。它们把自己打扮得像银行支票一样。
补付邮资邮票是邮票中的鬼魂。它们从不改变。王朝和政府的变更从它们身上就像从幽灵经过一样，未留下一丝痕迹。
有位孩子倒拿着望远镜看向遥远的利比里亚：恰如邮票所示的，那一条细长的海洋后面，长着棕榈树之地，正是利比里亚。他和瓦斯科·达·伽马一起绕着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区域航行。那里，希望以及愿望的色彩，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那是好望角的旅游广告。当他在澳大利亚邮票上看到天鹅时，不管邮票本身的颜色是蓝、绿还是棕色，他所看到的，总是澳大利亚才有的黑天鹅。那些黑天鹅在邮票上轻轻游过池塘水面就像游过太平洋一样。
邮票就是伟大国度在孩子的房间内所分发的名片。
同格列佛一样，孩子在邮票上所呈现的陆地和民族中旅行。那小人国的地理和历史，有关这个国家全部科学的相应数字和名字，时不时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他参与他们的事务，出席他们的国民大会，观看他们所建造的小轮船首次下水，与他们的国王加冕而狂欢，一起坐在矮树后。
众所周知，邮票语言与花朵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摩尔斯电码与书面语言之间的关系。但是，花朵像在电报发射器之间回荡一般联系着整个房间能有多久？一战后所发行的色彩斑斓的伟大艺术邮票，不已经成为这篇花圃中秋天的女贞花和大丽菊了吗？有个叫斯蒂芬的德国人，他是让——保罗同时代的人并非偶然。他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季播下了这个种子。它们不会活过二十世纪。
（陶林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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