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物品是我国当时的一个特色，郭润康先生也未幸免，虽然他当时情况我不甚了解，但是在七十年代底有了政策下达，全部予以发还抄家物资，书面通知他去领回自己的邮票，他竞然自己拖拉了数月之久，而没有去领取自已的邮票。由于文革之故，郭佬对邮票的兴趣荡然无存，与大多数集邮者一样，已经心灰意冷，邮票只是封、资、修的东西，伤心的邮票不提也罢。
如果领回那大约一板车邮票与书籍及实寄封放何处？都感觉到是他的一个负担与压力。当时贵阳市热心于集邮者太少，他发觉只有身边任尔勤先生能够继承与胜任，不至于让自己大半辈子邮票当废纸丢弃，在当时那这种背景下，将自己大半辈子收集的邮票全盘无偿赠送了任尔勤，此事竟成了老一辈集邮者的一段佳话。 在那个年代，我已经是一个集邮狂热者，我在国内集邮杂志登载了不少“上海老郭”销售广告，任尔勤就这样与我成了通信的邮友。
任尔勤，约生于约1930年，河北或者北京口音，为人十分豪爽，也是一位狂热的集邮爱好者，组建过不少邮集，发表过不少集邮论文，我与任尔勤通信相识后，知道他有非常多的邮票欲出售，我就从上海路远迢迢赶去了贵州。他住在贵州一小县城，在他的府上，却未看见他有家小，每次都孤单一人，他家中十分简陋，但是一间屋子却滿室都是邮票，完全可以与我交往的上海老邮商相比拟。 任尔勤待人接物十分平和，每次去他那儿都以好酒相待，有时还会赠我山西汾酒或者竹叶青酒，这些酒在当时国内热销又不容易购得的名酒。
我在他那儿购买了较多民国时期的版票，比如民国中信版40分粗齿，整版200枚每枚仅八分，孙像烈士改作二角整版非常的多，每枚一毛二分，普五天安门20万元旧的每枚近二十余元等等……。还告诉了我一件愤愤不平的事，就是上海那位衣冠楚楚的F某先生，借用于研究改二角之名，借去十余版邮票却一直不予归还，多次催促也无果而终，而F某在上海集邮界是小有名气，改作二角是他的专集之一，直至到任兄过世都没有讨回。 让我十分难忘的还有他的蟠龙实寄封相当的多，每件十元人民币，我每次去他那儿都买上二十多件，随后立马去广州卖给香港过来的普永照先生，因为我要资金周转。我还介绍了上海好友蔡雄群去他那里买了不少蟠龙封等等，他手中宫门十元二十元旧票不少，新中国普五高值十万二十万元旧票也有很多。（作者：郭有达，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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