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圆戳在邮政官局成立之初即向日本定制，为符合当时政府和民间习用阴历的习惯，又顾及到邮件出国须用阳历，设计了阴阳历并列与中英文合用的形式，戳式特大，可谓兼顾到了各个方面，但如此一种较为完善的邮戳，为何在1897年6月大量使用以后，至1899年5月即退出舞台，仅仅只使用了约两年的时间?
据张恺升先生的《中国邮戳目录》研究，大圆戳公历年份之“97、98、99”两个数字和光绪年号之“廿三、廿四、廿五”两个汉字，排列距离整齐划一，未见有横倒错误情形，推定都是分别刻在一个字钉上的。从邮戳的制作上来讲，将这样的年份刻制成活动字钉后轮流使用是殊不可能的。“97、98、99”两个数字刻在一个字钉上，若轮流排下来有百个之多；而光绪年号之“廿三、廿四、廿五”两个汉字刻在一个字钉上，也是无法预先将其排完，因为谁也没法预知光绪帝还能再活几年。以此推测，大圆戳中所排的阴阳历年号，是只能预刻几个，绝非是能供循环使用的字钉。最近赵人龙老在《集邮博览》2005年第八期的文章中披露有关大圆戳的资料，其中费拉尔致葛显礼的包括两个备忘录在内的16页长信，列出了使用大圆戳的30个邮局名称以及各邮局的大圆戳和字钉匣的数量，并说明字钉匣中应增加代表年份(19)00至05年的公历和皇历年份的字钉。从中也可看出，大圆戳在顶制过程中就只预制了数年的年份字钉。
那么大圆戳的阴阳历年号究竟刻制了几年?是否就按费拉尔所要求的刻制到1905年呢?事实远非如此，答案要从实物资料中查找。
笔者手头有——件清代1899年上海寄北京的挂号实寄封(上图)，上盖上海和北京的大圆戳，其中上海大圆戳的日期是1899年2月14日(光绪廿五年正月初五日)，其光绪年号“廿五”缺失。其时正是农历新年之初，漏掉的光绪年号“廿五”绝非因久用磨损而缺失，可知很大可能是本身就没有设置年号“廿五”的字钉。据张氏《戳目》记载，漏掉光绪年号的除上海一地外，还有大沽、温州两处，另厦门戳光绪年号“廿五”刻成“二五”，也明显是后来自行刻制了补上的。封上的北京大圆戳的光绪年号“廿五”二字，也可明显看出字体歪斜，字钉之位置几与内框线相接，显然是字钉临时后刻补上之故。
再看其他的大圆戳实物资料，我们也不难发现，光绪年号“廿三”、“廿四”都是字形规范，整齐划一的，而“廿五”则显的有点杂乱，字形也欠规范，大小不一。相应的，其阳历年份“97”、“98”也是规范划一的，而“99”则明显不若“97”、“98”的规整。后刻补上的痕迹较为明显。仔细对比各地1898年和1899年的大圆戳，几乎都有这么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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