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极限集邮发展过程中，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很不和谐的现象。表现住构成极限片三位一体之一的邮戳，有一部分是伪造的邮戳或倒拨日期的邮戳。
在中国极限集邮开始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现象很少。那时人们对极限集邮的认识比较肤浅，尝试制作的极限片有的今天看起来还很不规范，不合格。随着极限集邮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极限片的制作越来越规范，追求首日和早期邮戳的极限邮人也多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未期，中国极限集邮进入初步发展的阶段，由于极限片制作不用通过邮寄，有些邮人开始利用邮局熟人的关系，或委托有这方面能力的邮人，进行倒戳加盖。一般倒到新邮首日加盖，制成首日极限片。进入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的功利价值观念趋强，社会的诚信体系不尽完善。于是，这种现象便有些泛滥了。尤其是因为销早期邮戳的极限片的价值被充分地体现和重视，所以一段时期以来，一些早期版本的明信片也纷纷被挖掘比来。个别邮人和一些经营出售极限片牟利的邮商纷纷加入倒戳队伍当中，制作了一定数量的早期首日原地极限片，以提高极限片的含金量。更有甚者，由于邮局的设置、用戳发生了变化，个别原地邮局已无戳可倒，有些利欲熏心者，干脆私制戳具，想盖何日期便盖何日期，想盖多少片便盖多少片，反正仿制假戳也不需要太高的技术含量。
一些销戳上有问题的极限片，仿制戳(假戳)、倒戳破绽明显。如1983年陕西临潼秦俑1号戳(图1)、1989年江西庐山332900邮政编码戳(图2)以及北京1支局、31支局(图3)、20支局的伪造邮戳等。
倒戳的重灾区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段，而销戳地点就涉及到北京一些原地邮局如31支、6支、44支(图4)、9支局等，还有其他省市的一些原地邮局，如山西大同有盖销假邮戳、倒盖邮戳日期的行为，因而，屡屡被开框检查鉴定，而且，出现次数和范围位居其他集邮参展类别之首，因而备受邮人关注。
基于以上在极限集邮中的假戳倒戳的不良现象，笔者提出了几项治理和改善的建议。
首先，制作收藏规范、销戳无疑的极限片，从集邮者本人做起。制作极限片是极限集邮中的乐趣之一，其过程苦乐酸甜自知。无论是邮寄到各地邮局销戳，还是托人代办，都确认其销戳无问题。对一些发行已久远的邮票，制作时需慎重选择制片，不刻意追求首目或早期邮戳，不强调倒戳。盖销当日邮戳，虽不甚理想，但毕竟不存疑，总比有问题的极限片强。
其次，要提高自身识别极限片上假戳、倒戳的能力，不收集，不展出这类有问题的极限片。从中国极限集邮发展的历史来看，可以说，很多盖销20世纪80年代初期邮戳的极限片，都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后，邮人倒戳制作而成的。80年代中期的也至少有一半如此。因为80年代中期算是中国极限集邮的初期，常识再差，也不会去销盖50--60年代或是“文革”时期的邮戳，那破绽百出，造假太明显给别人很容易识别出来。当然，那时期亦有一些极限集邮先行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制作出极少量销真戳的极限片。其实，辩圳真假邮戳，只要观祭戳上的文字、阿拉伯数字是否与同期的邮戳相同，如果字体不吻台，那定是伪剖的假戳无疑。此外，伪制邮戳大多使用胶质戳具，其盖销用力时会走形变粗，稍加留意就会了现此现象。随着国门打开，外国的极限片也通过各种渠道进人中国，不少邮人手里都有一些外国极限片，令选片组集参展有了更大的空间，这是好事。但外国极限片当中也有赝品，它们不一定是倒戳，但极有可能是假戳，特别是在一些早期实奇形成的极限片中有此个案出现。将一些早期票片经过“移花接木”的手法，再盖上仿制邮戳形成一枚早期邮品，欺骗集邮者。之所以这样做，皆因为这些早期极限片价值高、利润大，作假者便在这里动了手脚。而为数不多的中国早期极限片也出现了部分动过手脚伪制的赝品。
再者。集邮者在组集参展时注意选用规范合格的极限片，坚决抛弃有存疑戳的极限片，不要存侥幸心理。对于个别集邮者本身对假戳倒戳极限片的辩别能力不强，组集时由于片源不足，认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片源不足的情况下，明知是假戳倒戳极限片也照样上贴片。而在一些邮展上评审员在评审邮集时对此现象亦采取包涵宽容的态度，给予放行过关，极不应该，对此现象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和自律。 在进行极限邮集的评审当中，尤其是省级、国家级的专门性或综合性邮展的评审中，注意把好关。对出现极限片销戳用假戳倒戳的邮集要坚决开框检查，并进行扣分降级处理，知会邮集作者本人和所在邮协，甚至了以公布披露，以警示这类现象。
我们必须正视极限集邮中的假戳倒戳现象，在宣传舆论上、在各集邮报刊上大力抨击揭露，具体到某人某戳某邮集。并提供具体的辨伪方式和途径，如假戳的图样，倒戳的破绽之处。还要撰文抨击揭露这种现象的危害性，探讨体制、措施上如何解决杜绝这类现象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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