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简称“汉”，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平原东部，因水陆交通便利，素有“九省通衢”之称。长江、汉江横贯市境中央，将中心城区一分为三，形成武汉两江四岸、三镇鼎立的格局。武汉占据中国之中，得四通五达之利，相比其他地区，中位优势莫楚若矣。《湖北通志》说：“楚固禹贡荆州之域，控扬距豫，引蜀边黔，襟带江汉，包络湖湘，蔚然南国奥区。”把武汉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描述得更加精准。
我的故乡是大别山中的一座小城，但我弱冠之年便来武汉定居。在这白云黄鹤之地居住了四十多年，对这座江城从陌生到熟悉，从排斥到喜欢。如今，我与这座城市相看两不厌，越住越舍不得离开了。
武汉新貌
在武汉住久了你会发现，人们说话的腔调有点怪，张三李四差异极大，甚至互相听不懂。河南话一个“中”字，味道全出；侯宝林大师的“打一打”至今成为上海话的经典；广州人即使学了普通话，也是粤语普通话。异地他乡，最难猜出口音的就是湖北人，宜昌、恩施人讲话，外地人会习惯地把他们当成四川人、重庆人。而襄阳人、十堰人说话，却有浓郁的河南乡音。武汉人说话更是集大成者，远的有江西味、湖南味、江淮味的，近的有沔阳味、黄陂味、孝感味的，其中川陕湘黔豫，东西南北中，五音六律，杂糅并汇。荆楚文化如此渊源久长，方言却不能独树一帜，这与湖北的“中位”特点不无关系。
居中就得面对四方，接纳不速之客。西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晋元帝带着有些名堂的八大家族纷纷南迁，拥入江南，三国时就已天下闻名的荆州，成了贵族难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安史之乱以后，“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北宋靖康之难，皇室几乎全军覆没，后宫三千都成了金人的女仆，“靖康耻，犹未雪”，这个“耻”字饱含血泪。宋人笔记《青宫译语》记下了“初经兵火，屋庐俱烬，尸骸腐朽，白骨累累”的凄惨景象。如此情势下，幸运没被金人掳走的，便“胡马长鸣不知数，衣冠南渡多崩奔”了。
当然，来湖北的移民也不都是政治难民，同时也有政策移民，比如明朝的“江西填湖广”，而更多的则是经济移民。湖北历来都是南北客商的必经之地，人烟辐辏，商贾云集，广东、浙江的商人来得最多。如果以武汉为例，黄陂街、沔阳街、咸宁码头、天门墩，这些地名有着鲜明的移民聚居特征。早年间，武汉三镇的泥水匠、铁匠、铜匠，以及修伞补鞋、打豆腐的手艺人，大都来自黄陂等汉口周边地区。武汉人至今难忘的高洪泰铜锣、曹正兴菜刀、蔡林记热干面、谈炎记水饺，也都是黄陂人的贡献。说起武汉人，能有几多人敢说自己是土著？曾经繁华独树的司门口就被古代十大商帮之一的江西人占据。武汉开埠后江岸区、江汉区众多的里份又是江浙人的贡献。江汉路的宁波帮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把钱也赚得盆满钵满。清末民初是经济移民进入汉口的高峰期，前后80年的时间，汉口人口从10万涨到了80万，以致汉口人自嘲身上只剩一半的湖北血统了。“人到武昌心自大，货到汉口自然活”，经济的驱动力特别是到了明清之后，给湖北带来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形成了五方杂处，“本乡人少异乡多”的局面。
江汉关
外乡人多，做买卖的人多，流动性就强，商旅之客很难拖家带口地走南闯北，一日三餐便成了很现实的问题。三顿饭中最难对付的不是正餐，而是早点。《汉口竹枝词》有一曲专唱了早点的故事，“三天过早异平常，一顿狼吞饭可忘。切面豆丝干线粉，鱼渗元子滚鸡汤”。武汉人管吃早点叫“过早”，把商人逐利的快节奏和异乡异客的无奈表达得十分贴切。武汉早点丰富多姿，品种繁杂，北面南米，咸鲜甜辣，充分满足了南来北往之人的口味。蔡林记的热干面、小桃园的瓦罐鸡汤、四季美的汤包、老通城的三鲜豆皮，仅这四大名吃就已经把个早点搞得美轮美奂了。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无冻饿之人。自古，荆楚一地就是鱼米之乡，鄂菜得云梦大泽、千湖之省的恩赐，把淡水河鲜做得玲珑八面，仅大中华酒楼的武昌鱼，就能烹制出花酿、清蒸等十多道名菜。荆楚之地得天独厚，山水丰腴，物产极为丰富，而这恰恰为武汉人广纳博收奠定了基础，蟹黄豆腐、西湖松子鱼、太子片皮鸭、剁椒蒸鱼头，背后都有中国四方名菜的身影。20世纪七八十年代，鄂菜入围中国十大菜系之一，比八大菜系的名头晚了近百年，不过总算解了老饕们的一个心愿。鄂菜擅长蒸煨，鱼米鲜香，特色鲜明，之所以到了当代才逐渐被各地所接受，与它吸收川湘徽鲁、接纳江浙闽粤，而略失本土风格不无关系。
灯火阑珊吉庆街
武汉开埠之前的样子，已经缥缈遥远得很了。即使在武汉郊区，先民的建筑遗存也所剩无几，像大余湾、罗家岗村这样保留尚可的明清民居屈指可数，而且在怀旧追古的文化思潮中默默无闻，悄然无声。回到城里，谈到民居，现代实用主义风格的建筑铺天盖地，把武汉与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区别基本抹杀掉了，当然这不是武汉一家的问题。不过，武汉还是武汉，其水陆巨镇，弹压楚境的气势无人能匹，早至明代汉水改道，奠定了城市扩张的基础，近至18世纪中叶以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对冲，带来了商业繁荣中的城市勃兴，让武汉呈现出了居中得厚的区位优势。
到武汉去观光，黄鹤楼、长江大桥是第一层境界，琴台、龟山是第二层境界，江汉关、大智门火车站是第三层境界，如能甩掉导游，漫步于昙华林的小径，欣赏到巴西利卡式花园山天主教堂的宁静，那绝对就是骨灰级的文化驴友了。
黄鹤楼
对于大多数游人来讲，去探寻第三层境界的建筑遗存，会更好地理解武汉近代公共建筑所展现出的兼容并包的风格。法国人设计的大智门火车站，其楼顶别具一格的“飞鹰”铜雕，营造了浓厚的欧洲风情，其实，它只是一个长着翅膀的火车轮，是京汉铁路的标志。坐落在江岸区黄石路的基督教荣光堂，是经典的哥特式建筑，上半部两肋上收，尖顶高耸，从视觉心理上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当年，荣光堂举办的游艺会、英语补习班、音乐会、平民夜校，带来了新鲜的文化品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关、解放公园一带还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分别按西式理念建在两个地方的华中第一个现代水厂——宗关水厂及调和了娱乐与博彩的西商跑马场，估计对很多武汉人来讲也是陌生而神秘的。而它们所蕴含的城市文明和商业氛围，已经汇入了长江水、汉江流，成为武汉人血液中的记忆。
今天，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高台基、宽屋檐的荆楚风格建筑已经很难看到了，但是楚人“尚赤”的色彩基因仍然顽强地活在很多个街区、很多个角落，几十年、成百上千年都不曾褪色。火是红的，火是热的，在楚人的心中永远烧着一把不灭的傲然之火。“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有这样的自信才能迎八方客，纳四海情，才能把居中得厚、有容乃大演绎得如此从容洒脱、自然和谐。
晚清明臣张之洞督鄂时，为新建的奥略楼写了一副对联：“昔贤整顿乾坤，谛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一个多世纪前张之洞这样描述武汉，并不是在勾勒理想，而是道出了武汉的生动气韵与精神特质。
百年邮局
在武汉，有一条以三个姓氏命名的道路——彭刘杨路。这是为纪念在1911年武昌起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就在这条彭刘杨路上，坐落着一家邮局，堪称湖北省历史最悠久的一个邮局——彭刘杨邮政支局。这个支局过去叫做武昌邮局，1897年由德国人设计建造，距今已有120多年历史。在邮局门前右侧一块标有“邮政地界”的界碑见证了邮政百年历史。如今，彭刘杨支局所在的这栋建筑已被武汉市文物部门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建筑。
彭刘杨邮政支局
现在的彭刘杨支局是一个小型的市民之家，不仅办理邮政各项业务，还可以办理车驾管、移动通信、代开国税等业务，让老百姓感觉又回到邮电局时代。同时，他们还根据地域特色创新开发了大美武汉、荆楚风韵等系列文创产品，深受市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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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邮来友往》杂志编辑部
文字：熊召政
摄影：张斌
编辑：张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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