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开征只是时间问题

    “营改增”究竟是为了减税，还是为了提高税收效率？房产税开征传闻已是多次“辟谣”，但为何被认为是“势在必行”？“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面临 “调结构”压力，伴随着“营改增”在经济发达地区的试点扩大，税收体系如何服务于经济转型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日前，记者就相关热点问题采访了著名财税专家曾康华教授。

    ● 结构性减税效果并不明显

    深圳特区报：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谈结构性减税，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今年一直在下降，这是不是意味着减税空间变小？

    曾康华：我国结构性减税实际上从2008年金融危机就开始了。为什么出台结构性减税政策？首先，当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一直在增长，一些主要税种增速非常可观，税收充裕自然有了减税空间。其次，金融危机让中国看到了“调结构”的必要。国家想通过税收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养优质中小企业，藏富于民。比如，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将高新企业的所得税从25%降到15%。

    减税要产生两个效应，一是纳税人税负减轻，二是经济效益提高。从实际情况来看，结构性减税在这两方面的效果都不理想。举个例子，去年9月我国实施新个人所得税法。按相关部门的说法，提高免征额后，全国纳税人从原来8千万减少到2千万。有6千万不纳税了，好像减税面很广，力度也大，当时测算有1千多亿收入减少。事实上，2011年个人所得税增加20%以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局面，其中的深层原因值得思考。

    深圳特区报：很多学者提到，我国的宏观税负和国外相比并不高，但为何居民和企业都经常会抱怨税负重呢？

    曾康华：从公开数据看，中国宏观税负占GDP比重约为20%。一般来讲，发展中国家大概在20%—30%，发达国家在30%—40%，像北欧的福利型国家会更高。

    为何大家感觉税负重？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税收环境不好。首先，除了税务部门外，一些管理部门对企业存在乱收费和摊派。同时，纳税人对“税”和“费”的认识比较模糊，工商、卫生、环保，甚至街道都会收“费”，但这却被看成一种“税”。其次，客观地讲，中国人的纳税意识还有待加强。对普通的 “中产”来说，每年工资条约有2万左右的个税，税负约为20%，这个税负和国外相比并不高。

    问题在哪里？在于公众把对其他一些现象的不满发泄到税收上。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行必须靠税收，中国的税负水平确实不是很重。我以前开了博客谈这个问题，但很多网友不理解。中国人感觉税负重的原因在于税收之外，比如存在社保体制不健全和通胀等问题。

    深圳特区报：上世纪80年代，在民企刚开始发展之时，国家就一直强调不能乱摊派，但这个现象还是屡禁不止。

    曾康华：政府部门要创收，问题就很难根治。随着经济发展，摊派的手法也越来越新颖。当地政府要修路，企业必须要赞助；当地搞庆祝活动，企业还是要掏腰包。在一些地区，政府部门“三公消费”中，如果出现报销不了的发票，一般都会转嫁给企业，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前不久，我去沿海一个著名工业城市调研。一位地产公司老总对我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生意，最怕就是收到盖着红戳的“邀请函”，邀请单位都是“某局”、“某办” 和“某委”。政府部门搞活动发函，每次赴会就有数万资金要花。企业发展初期，老板都希望被邀，这样可以扩大名气和交际面，但政府部门连续好几年一直“邀请”则成了企业负担。你不赞助肯定不行，一座城市几十个局都能“卡”你。“税负”怎么能不重？

    ● 房产税开征肯定有免征额

    深圳特区报：在城市拥有几套房产，这对不少人是很平常的事。房产税如果开征，恐怕影响面太广，还会对楼市和宏观经济产生强烈冲击。房产税近几年真的会全面开征吗？

    曾康华：这只是时间问题。国家设计房产税肯定会有免征额，比如一个居民家庭80平方米以下就可以免税。如果买个200平方米，那肯定要承担更多税负。有报道说，中国人均住房面积现在是35平方米，大家自己看，多少人处在这个平均水平线上？世界上任何一个楼市过度繁荣的地方，房产税即物业持有税是很低的，中国也不例外。如果开征，对楼市是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关键是设置怎么样的起征点，比如通过先“打”豪宅探索一下，然后再推广到普通人。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不动产必定是政府征税的一个“富矿”。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财产有不动产和动产，政府对不动产征税较为容易；对动产征税很难。家里的什么冰箱、彩电、股票、字画，你怎么征税？只有房子摆在那里跑不掉。所以，对房产征税有可操作性，同时也有必要性，因为土地出让金的确在下降，地方政府收入需找新“出口”。

    深圳特区报：参看国外经验，比如美国的地方税之中，房产税占据绝对主要的份额。这种把不动产税让地方征收的模式，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吗？

    曾康华：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税制或许对我国有一定参考价值。联邦政府的收入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这三个税大概要占联邦收入的 70%—80%，其他则是资产收益和发债收入等。其中个税为大宗，占联邦收入的40%以上。州一级政府则主要是靠货物税。最下面的地方比如县、特区、学区等，收入主要来源是房产税。有些地方收入的100%都来自于房产税，部分学区、特区的收入中90%靠房产税，普遍的水平应在70%以上。

    目前，中国很多人对房产税不能理解，老百姓觉得一下子就要负担很重的税。实际上，即便房产税实施，那么肯定也有免征额，同时也有一定的过渡时间。

    ● 为何要不断提高税收效率

    深圳特区报：“营改增”恐怕是分税制以来的最大改革。根据一些地区的实施效果来看，普遍税负是持平的，一些企业是税负减少，但也有一些增加，“减税”作用不大。

    曾康华：“营改增”不能说是“以减税为目的的”。在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形成了营业税和增值税的平行体制。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营业税和增值税平行的做法很少见，美、法、德、英、日等发达国家都不存在这种两税并行的情况。两税并行，首先会带来重复征税问题，税收格局不顺畅，会降低税收系统的效率。其次，两税并行可能会造成地方税收“不均衡”。如果以制造业为主，增值税比重就大；如果以商贸为主，营业税比重就大，这种状况会让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同样会出现不顺畅。

    不可否认，“营改增”会让一些地方的税收减少。因此，本次税改，将会带来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财力分配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变，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深圳特区报：现在广为热议的一个问题是税收效率问题。比如农业税的取消，就被认为是征税“效率太低”。现在中国的税收效率高不高？

    曾康华：不高。我国税收效率和欧美相比是3：1到4：1之间，即国外1个人收的税，我们必须靠3到4个人去收。农业税取消之前，全国每年征收不到1000 亿，却有70多万一线的农业税征管员，光工资就是大数目。北京在废除农业税之前，全部农业税也能收约8000万，但征收成本就有6000万，征这个税还有什么意义？在我看来，提高整个税收体系的效率，会成为未来税收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

    嘉宾简介

    曾康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财政学系主任，财政税收研究所所长。曾教授为国内著名财政研究专家，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财政理论与政策和计量经济等，参与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财政部、教育部及湖南省相关领域多项重大课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