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后发优势中国经济有望高增长

　　本报记者 赵海娟

　　“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经济仍有潜力维持20年的高速增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近日在由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办的“清华三农讲坛”上表示。

　　当日，林毅夫以“国际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为主题发表演讲，对当前国际经济走势、中国经济会否崩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以及经济发展潜力等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韩俊主持讲座。

　　量化宽松或成国际常态

　　对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林毅夫表示悲观。他认为，欧债国家虽然答应要推行结构性改革，实际上都很难推行，因为“结构性改革这个药方很难吃”。

　　林毅夫表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国家，要降低工资福利，减少政府赤字，金融机构要去杠杆化。这样做确实能够增加竞争力、提高金融机构抵抗风险的能力。但这个药方必然会导致该国总需求减少，经济增长率放缓，失业率增加，甚至可能造成社会乃至政局不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虽然想减少，但也减不下来。因此，即使这些国家推行结构性改革，市场对其将来的还债能力还是存疑的，举债成本还会越来越高，同样不可持续。”林毅夫说。

　　此外，从传统上来说，当一个国家面临同样一个危机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个药方就是让该国货币大量贬值。林毅夫说，这样做可以提高出口竞争力，抵消因国内结构性改革而减少的需求和就业。

　　“但这次这个药方有困难，原因是南欧这些国家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没有办法进行货币贬值。”林毅夫表示，对于欧元区整体来讲，可以货币贬值，但如果利用货币贬值增加出口的话，抢占的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这些国家的货币也会竞争性贬值。

　　林毅夫判断，欧债国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可能出现结构性改革，经济竞争趋势非常差，失业率非常高。在没有获得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之前，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充满不确定性。

　　林毅夫认为，美国、日本也会不断靠赤字财政的积累来维持社会需求。而不管在欧洲、美国还是日本，财政赤字到最后都需要货币化。“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些国家很可能都会维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就在欧洲央行宣布要无限制购买政府债务以后，美国政府马上就宣布要实行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政府也同样宣布货币宽松政策。

　　林毅夫表示，用货币宽松来维持较低的举债成本和还债成本，可减少政府负担，但这种非常宽松的资金环境，会鼓励短期投机，从而出现一种“新常态”，即利息非常低、股票市场风险非常大。一方面会将其国内股票市场泡沫化，另一方面会推动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

　　“同时这些大量短期的投机资金还会流到新兴经济体去套利，造成这些国家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也会减少其出口竞争力。而一旦这些国家实体经济出现问题，这些资金就会迅速逃离，造成市场的大起大落。”林毅夫认为，国际“新常态”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新挑战。并且“新常态”可能会变成常态，“我们必须有打长期硬仗的心理准备。”

　　以投资为主

　　实施反周期措施

　　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6个季度下滑，跌破8%，国际上“唱空中国”和“中国崩溃论”的论调此起彼伏。

　　对此，林毅夫表示，通过分析过去6个季度经济放缓的原因可知：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他认为，固然中国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体制问题一直存在，但此轮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主要是欧美日等国经济复苏乏力，导致我国出口市场疲软，甚至萎缩，加上2008年开始的一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趋于收尾所带来的结果。

　　由此可见，“当前经济放缓的原因是周期性的，而不是体制性的。因此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应实施以投资为主的反周期措施。”林毅夫建议说。

　　对于反周期措施为何不以消费为主而以投资为主，林毅夫解释说：“在增加内需的过程中，消费不是不重要，但是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都不能提出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消费是无源之水。欧美国家当前的债务问题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

　　“但我并不是说消费不重要，但消费一定要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之上。而对好项目的投资，会形成生产力，之后可以增加总收入，总收入中一部分可以继续搞投资，另一部分可以消费，让消费增长。”林毅夫表示，尤其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发达国家，不能靠增加消费，必须靠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只有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是长期可持续的。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以投资为载体。

　　对于投资，一些学者担忧会出现新一轮投资泡沫以及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对此，林毅夫认为，当前我国不仅有投资空间也有投资资源。“从投资空间来讲，作为中等发达经济体，我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即使现在某些产业有些过剩，但仍可靠投资升级到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里去。此外，基础设施的改善投资空间也非常大。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功能、城市化等也是投资回报非常高的项目。从投资资源来讲，我国政府财政状况从全世界来看是非常好的，这给政府用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调控留有相当大的空间。同时，我国民间储蓄率很高，并且我国拥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

　　“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只要我国政府启动新一轮的反周期宏观调控，经济应该会止跌回升。”但林毅夫也提醒，我们必须做好打长期战的心理准备，必须留有余地，不能一次都用光，必须有节奏、要适度。同时，要吸取上一轮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这一轮调控应主要以政府的财政支出为主，银行进行配套，但银行必须改善管理，按照用多少、贷多少、付多少利息的原则，避免资金被拿出去进行短期投资。

　　利用后发优势

　　维持较高经济增长

　　过去32年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9%，创下世界奇迹。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五千至一万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下来。2011年我国人均收入已达5400美元，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放慢？

　　“如果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其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差距，也叫"后发优势"，就可以打破自然增长率的局限，维持更长时间的较高经济增长率，其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2—3倍。”林毅夫表示。

　　所谓“后发优势”，林毅夫解释说，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技术必须不断创新，结构不断调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创新的含义上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对其来讲，其创新等于发明。发明的特点是投入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成本比较低、风险也没有发达国家高。

　　“随着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充分利用这些后发优势，中国经济仍有潜力维持20年的高速增长。”林毅夫表示。

　　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来看，2008年我国人均收入是同年美国人均收入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时的水平、新加坡 1967年的水平、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保持年均9.2%的经济增长率，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维持了20年 8.6%的经济增长速度，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维持了20年7.6%的经济增长率。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的轨迹、道路和东亚经济体走的道路一样，如果日本、新加坡、韩国能够维持20年7.6%到9.2%不等的经济增长率，大陆就有潜力维持20年8%的增长率。”林毅夫解释说。

　　不过，林毅夫也表示，要维持20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是有条件的。一是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然后才能利用后发优势；二是，作为发展中转型国家，必然有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必须不断克服这些问题，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才能够得到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