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员 叶檀（资料图）
编者按：近期财经评论员叶檀、旅美学者薛涌、易富贤等就中国人口问题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展开了论战。 叶檀认为，中国应坚持计划生育，她指出，人口领域一些反智的理论盛行，应从人口增速、资金、经济、文化几大领域，理智地看待中国人口问题。针对叶檀的观点，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撰稿回应称，叶檀的理论是建立在错的离谱的人口数据和分析的基础上的，他指出，中国今后面临的不是人口爆炸，而是人口坍塌。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也撰文称叶檀的论点和论述令人失望，叶檀撰文反驳称，中国需要的是人力资源，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培训体系，是基本保障均等化的保障体制，而不是以另一个人口洪峰，与印度争夺人口第一的“桂冠”。以下为叶檀全文。
关于人口问题的反馈，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理性反馈。
这正是笔者乐于见到的效果，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牵涉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只有理性、深入而持久的探讨，才能得出禁得起考验的结论，不至于在人口问题上为后代遗留下极大的祸根。
所有基于较为详实的数据、逻辑较为严密，不贴标签的论证，都是为人口问题的深入探讨做出重要的贡献，为尊重起见，笔者将在关于人口系列专栏的最后文章中，一一做出回应，或者继续探讨，或者提出不同的观点，以便于此次讨论继续在理性健康的轨道上运行。笔者希望，摒弃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识形态争论，把人口主张与市场、自由、爱国剥离开来，学会就事论事。
在本篇专栏中，笔者将探讨就业与养老的问题。
笔者认为，以人口红利维持低端制造业与农业经济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必须以更新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人力资源来取代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养老问题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延迟退休年龄加以解决。
在2010年5月19日，中国人口与发展咨询会发布《中国劳动力变动趋势及判断》报告称，中国是世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超过欧洲人口总和。报告指出，由于人口城镇化水平低，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于产业结构。2008年全国人口城镇化水平为45.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劳动力就业结构落后，第一、二、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39.6%、27.2%、33.2%，明显滞后于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力性别结构均衡，年龄结构趋于稳定。2008年男性劳动力占50.06%，女性49.94%，女性就业率73%，居世界前列。劳动力年轻化特征明显， 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为79.4%，高中程度为13.4%，高等教育程度仅为7.2%。
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而过度依赖劳动人口数量和低成本竞争优势的发展方式难以持续，必须通过提升劳动力质量应对劳动力规模减少，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由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生育高峰期人口基数过大，生育高峰期人群在近十年形成再次生育高峰。按照该报告，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庞大，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3年、2021年均达到9.26亿的双峰。
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为低端劳动力寻找就业机会，是中国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阶段，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过 50％，中国内地每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2400万人。按城市化率计算，农村转移城市的就业人口年均净增1000万，城市转型期的失业人口，加上毕业的学生，就业压力居高不下。
此处较为关键的是，每年转移到城市的就业人数增加1000万人，事实上有些农村的青壮劳力已经转移到城市，却属于上半身在城市、下半身在农村、未能享受城镇社会保障的人口，如果把这部分长期就业人口融入城市的成本计算在内，加工农民工总数，中国仍需要2万亿元以上的资金，城市化率过半的任务仍未完成。
按照2012年1月，中国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部、商务部制定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在截止2010年的5年时间内，中国从农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约为4500万左右，而农民工人数仍然高达 2.42亿人。农民工就业绝大部分集中在中小企业、与建设工地上，劳动力的素质与滞后的制度、传统的煤炭能源等因素一样，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因素。笔者走访的企业近两年开始以机器取代人，原因正是因为这两年人力成本的上升，如果所谓的“人口红利”依然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标准，那么中国永远不会有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最近十年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可以为此作出反证。
如果中国维持基础投资、缺乏创新依赖低人力成本获得利润的企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当不利，将产生低端产业的路径依赖。低端人口就业将上升为政治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按照2010年哈佛大学人口学家所发表的关于中国人口与经济的论文《Population Ag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中47.7％仅受过初中教育，其中男性为50.9％，女性为44.1％，教育之路任重道远。
另两个比较重要却较少受到关注的现象是，大学生就业艰难，农业所需劳动力的下降。
高考扩招让中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结果之一是每年约有600万左右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另外还有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升学的学生，大体有 600万人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军队退伍人员需要安排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一定技术专业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无法提供足够的专业就业机会，大学生就业将比农民工困难。
在上篇专栏中，笔者曾援引《卫报》的文章，指出南非与北非这两个非洲较为发达的经济区域，存在特殊现象，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不愿意接受低薪岗位，出现与中国同样的现象，大学生或者接受过较为专业的教育的年轻人，失业率反而上升，劳动力素质与经济结构不匹配，出现严重的劳动力资源浪费。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农业发展，农业所需人口急剧下降。按照西方标准，中国农村仍然维持小农经济的小户耕作模式，包田到户平均每户仅拥有 0.1公顷，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一个农场大约是四百公顷，只需几个工人。所以，中国的绝大部分农业人口都要重新学习新技能寻找新工作。这部分分离出来的劳动力，可以部分解决老龄化的劳工短缺。
按照哈佛的论文，更能够反映中国劳动力隐性失业或者退出就业市场就业的数据是，中国从15岁到65岁的就业人口，从25岁到45岁的中国就业女性百分比，从1990年到2005年，居然下降了将近20个百分点，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离开就业市场，而男性到55岁、女性到45岁以后，就业率出现断头铡刀式下跌，这些人过早退出就业市场，早早养老。事实上，这些人可以为就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按照2005年的中国人口结构图，我们可以做出大致的预估，判断退休年龄延迟一年，将增加多少就业人口。当时60到64岁的男性数量约为 3000万人，由于各岁数的人口比例不同，为了更接近现实，我们扩展了年龄范围进行平均，从60岁到69岁人口进行平均，60到61岁人口约为600万人，考虑到老年人口增加，目前60岁的男性人口可能增加到700万人。同理，推测55-56岁的女性人口，大约是700万，增加100万，将达到800 万，男女合计将达到1500万。再看哈佛大学的人口论文，05年50-59岁的人占总就业人口的15%，推迟一年意味着增加超过1%的就业人口。
与经济相关的是老龄化难题，鉴于巨大的养老资金黑洞，国人担心未富先老。司空见惯的观点是，以大规模的人口增长解决老龄化，这样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结果是人口越来越膨胀，而未来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这是滚雪球的过程。
按照哈佛论文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抚养比处于最佳阶段，从15岁到59岁的就业人口占比高达69％，0到14岁儿童占比19％，60岁以上占比12％，抚养比达到2.23左右。此后老年人口上升，抚养比下降。
另一组数据却揭示了其他事实，中老年人口就业率下降尤其女性就业下降，反映了不充分就业，而在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中，体现了不均等现象。就中国整体而言，养老中靠自己继续工作养老为36.7％，靠家庭养老的占比为35.7％，靠退休金为23.5％，而靠其他方面的，可以忽略不计。在城市、城镇与农村，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养老模式，城市68.4％靠退休金，而农村51.3％靠自己工作干农活等养老，小城镇处于两者之间，当中国向城市化迈进时，城乡养老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步实行福利均等化，城市中的福利增长应该减慢，退休年龄应该延长。
中国老年化、人口红利下降不会导致大的劳动力匮乏。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劳动效率有大幅提升的空间，现行退休年龄留有很大余地，农业效率提高后会释放出大量青壮劳力；城市人口就业参与比二十年前低了将近10%，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是一大原因，另外是年轻人受教育年限延长，这部分人可以重新吸入劳力市场。
中国需要的是人力资源，是符合市场需要的培训体系，是基本保障均等化的保障体制，而不是以另一个人口洪峰，与印度争夺人口第一的“桂冠”。（FT中文网）
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