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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版四万亿投资再跃进 被指画饼充饥

2012年08月24日 04:16  21世纪经济报道

  钟良

  继湖南、长沙等地地方政府公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后,包括天津、重庆在内的两个直辖市均于近日宣布将在未来3至4年时间内投资万亿以上人民币支持地区重点产业发展。

  据天津当地媒体报道,天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对该市优势产业产业链进行课题研究,日前初步确定今后4年本市将投入1.5万亿元重点建设10条产业链,以进一步壮大该市产业规模、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产业聚集。

  重庆市政府20日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的三年振兴规划,在“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

  对此,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最新报告中称,宁波、南京、广州、长沙、重庆等市均宣布了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预计这些地方刺激计划将有助于经济在下半年实现反弹。

  但也有研究机构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

  “由于外围经济还看不到明显的复苏前景,市场短期能够期待的唯有政府刺激。虽然地方政府有较高的投资冲动,可是其债务又面临着存量较高和增量受限的约束。恰逢此时,各地大规模投资规划纷纷出台,充满疑点的地方版‘四万亿’最近成为市场讨论的热点之一。”广发证券(12.55,-0.08,-0.63%)近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通过分析测算,认为这恐怕只是画饼充饥。

  地方版“四万亿”隐现

  8月22日,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发布报告《中国政府仍有可能推出经济刺激计划》,称尽管经济状况日益不佳,但中国今年仍未出台又一轮的大规模刺激计划。然而如果情况显著恶化,则此类计划仍是选择之一。

  虽然中央层面至今尚未出台大规模刺激计划,但在“稳增长”背景下,地方版“四万亿”轮廓已现——宁波、南京、广州、长沙、贵州、重庆等省市均宣布了促进投资和增长的计划。

  根据天津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十条产业链规模将从现在的1.2万亿元扩大到2016年的4万亿元,具体包括规模达万亿元的石油化工产业链和重型装备产业链,以及汽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物联网云计算产业链等。

  数据则显示,重庆市去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达到了1万亿元和7570亿元;而天津去年GDP和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1,190亿元和7,511亿元。

  而就在7月下旬,长沙市和贵州省等省市都画出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饼”。

  其中,长沙市宣布2012年推出规模高达8292亿元的投资计划以刺激本地经济,涉及重大项目195个,包括机场、地铁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效节能产业。

  而近期或将公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此外,虽然遭到开封市的否认,也传出开封市要投资1000亿重塑城市形象消息。

  其他各地,江苏、宁波以及全国大大小小城市都纷纷传出扩大财政投资计划。“新四万亿”时代仿佛重新降临。

  “画饼充饥”?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接受本报采访时提出质疑:加大投资力度,对地方政府来说,既是保增长的有效途径,又是保收入的现实办法,但实质性的问题是,能落地多少?钱从哪里来?

  广发证券在经过测算后也认为,融资能力以及偿债能力限制地方政府大规模投资。

  广发证券分析师陈果表示,2009年四万亿投资中政府财政直接投入资金相对有限,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筹资。当年有效社会融资总量约占2008年GDP18.8%。

  “按照现有数据估计2012年社会融资总量比2011年净增约1.0万亿-1.5万亿,大约相当于2011年名义GDP的3.6%,显著低于2009年的刺激效应。”陈果认为。

  “即使融资不是问题,根据我们的测算显示,在乐观财政收支假设下,贵州的3万亿刺激计划将导致贵州的债务余额两年内新增9000亿(1.8倍GDP);长沙的刺激计划将导致长沙的债务余额两年内上升2500亿左右(0.5倍GDP)。即使不考虑地方债务存量,这样的债务增量也是不可思议的。”陈果表示。

  基于此,广发证券得出以下结论——“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测算,地方政府雄心勃勃的大规模投资计划首先受制于融资能力,即使融资问题得到突破,导致的地方债务问题也是惊人的,显得极不现实。”

  “因此我们建议市场上对政策抱有较高预期的投资者可以放弃对于地方版‘四万亿’投资使得经济反弹的期待。”陈果表示。

  “中央‘稳增长’的政策,到地方层面,往往演化为‘扩投资’的政策。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把稳增长等同于扩投资。”匡贤明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如果地方政府潜在的“重投资轻消费”、“重增长轻转型”的倾向不尽快改变,不仅全国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难以实现,体制创新的目标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