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超过70%的网友反对退休金领取年龄延迟，但是这并不影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称“人保部”)开展“延迟退休年龄”有关政策的研究。目前，人保部已经厘定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有关退休年龄延迟相关系列政策的研究工作。
6月5日，人保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集中答复人民网(微博)(41.45,-0.27,-0.65%)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人保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这一表态，随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尽管人保部已经启动相关政策可行性的研究程序，但由于养老金申领时点牵涉利益范围甚广，且管理权限复杂，短期之内成为现实政策的可能性不大。而人保部也将就此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全国总工会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研究程序启动
人保部一位内部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相关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将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
与6月5日人保部在集中答问中首次提到“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同步，人保部已经开始着手“推迟退休年龄”和“推迟养老金申领时点”的政策研究工作。6月7日，人保部一位内部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证实，相关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将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
按照人保部工作安排，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将陆续召开专家座谈会并听取各界对“推迟退休年龄”和“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意见和建议。上述人保部内部人士告诉记者，6月5日的表态，便是试探社会反映之举。
按照我国现行管理体制，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即可办理退休手续。记者了解到，这项退休政策制订时，全国人口平均年龄50岁，而目前，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70岁。
“下半年就会召开会议，组织专家进一步讨论。”人保部内部人士表示，“现在人保部还在参考社会舆论，下半年有可能发改委、教育部、总工会等都会参与其中，进行讨论。”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时止，人保部尚未就上述内容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全国总工会正式沟通。
按照一般工作惯例，人保部将在内部进行讨论后，结合社会反映最后汇总成初步文件，随后再与上述部门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在这一问题上，还没有与发改委、教育部、总工会进行沟通。”
根据中央编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于2008年下发的国务院各组成部门“三定方案”，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改革司一直从事制定与就业相关的长期规划工作。教育部涉及直接影响人口就业年龄的最早年限以及提升人口从业能力的培训。全国总工会职责在于劳动法规的讨论和征求意见。这些部门的职权分配，都将直接对“退休金新政”产生影响。
多重压力推动年龄延迟
为了应对未来的“危机”，人保部推迟退休年限一事，被认为是“大势所趋”。
记者了解到，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数字显示，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067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2.37%。
“人口老龄化、社保基金的压力以及就业劳动力不足等方面因素，促使人保部对推迟退休年龄一事进行了讨论。”人保部内部人士向记者透露。
同时该人士也表示，“人保部目前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建议。
至于退休年龄推迟的具体数字和人群都还没有成型的规划。”
实际上，应对人口老龄化，一直是人保部思考的问题。
据了解，人保部曾经召开有关社保基金共同会议，在会议上副部长胡晓义认为，“十二五”时期，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的任务更加艰巨。
胡晓义在2011年2月召开的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企业年金工作座谈会上透露，截至2010年底，城镇5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3万亿元，企业年金积累基金2809亿元，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3.7万家，参加职工1334万人，由专业机构运作的企业年金年均收益率达11.45%。
“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的社会保障资金能力进一步增强。”胡晓义表示。为了应对未来的“危机”，人保部推迟退休年限一事，被认为是“大势所趋”。
延长“双刃剑”
如果单纯改变法定退休年龄而劳动力市场却无法充分吸纳这些人口，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在就业与退休之间的选择，使他们陷入窘境。
记者了解到，人保部通常采取的新政策制订办法是参考社会舆论，随后交换意见，再进行讨论。此次，推迟退休年龄一事，是首次以建议的形式对外公布。
中国在长期享受“人口红利”之后，许多人预期这一经济增长源泉即将于2013年前后，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停止下降而消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指出，人口老龄化并非只是不同年龄组之间比例关系变化的反映，还是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
按照蔡昉的理论，把身体健康的因素与人力资本积累(包括教育、培训和干中学)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有效工作年龄理应伴随预期寿命的提高而延长。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可以通过把实际退休年龄向后延，从而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值得注意的是，法定退休年龄与实际退休年龄是不一样的，实际退休年龄可能因劳动力市场状况而产生巨大偏离。
在调研之后，蔡昉发现，“真正能够改变人口工作时间从而对老年人供养能力产生影响的，是实际退休年龄。把实际退休年龄从50岁延长到60岁，可以大幅度降低老年人口抚养比，即把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从2050年的109人降到58人。”
这一数字的对比是惊人的，虽然表面上看，延长退休人口年龄是切实可用的办法，但是，在中国的应用并不切实际。
“即便自己50多岁的时候仍然可以工作，但是也没有什么企业愿意使用50岁的人。”一位企业员工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表示，“退休年龄不够，又找不到工作，这中间几年就意味着没有收入。”
蔡昉同样也指出，如果单纯改变法定退休年龄而劳动力市场却无法充分吸纳这些人口，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在就业与退休之间的选择，使他们陷入窘境。很多发达国家把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应对老龄化及养老基金不足的手段。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
此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数，60岁人口只有6年，比24岁人口(10年)低了40%。这意味着年龄偏大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比较弱势。“所以，我主张加强教育和培训，创造未来提高退休年龄的条件。同时，也不排除针对某些高职称的科技人员和教师实施自愿基础上的弹性退休制度。”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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