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玲玲的哭声从电话听筒中传来，“我爸爸找不到了！”
伤心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吴玲玲几近崩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刚刚宣布她姐姐案件的终审结果，转眼间，她的父亲就不再接家人的电话，仿佛消失了一般。
她给能想到的人都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异口同声：没和吴永正联系过。
这不是吴永正希望的结局：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五年来，他为自己的大女儿——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吴英奔走呼号，始终坚信吴英无罪。
5月21日下午5点，他被击垮了。
被改变的命运
20天前的5月1日深夜，位于北京长椿街1号的金色夏日长晨园宾馆，寂静的四楼传来断续的鼾声。循声而去，一间亮着灯的房间内，酒醉的吴永正仰面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房门洞开。
他并不善饮酒，可却常常要喝酒，因为能在酒后很快入睡。房间的桌上始终有酒，中午喝不完的，就留到晚上喝。他还抽烟，不停地抽，一天能抽完四五包，一根接一根。
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保持整洁的外表。斑白的两鬓被染得乌黑发亮，干净的衬衫领子不见一丝污渍。1955年出生的他，和一般人们印象中的农民不一样，他更像是城里的小老板。
是的，他曾经是个小老板。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是自己家乡歌山一带的名人。因为当年他带领建筑队在甘肃承包工程，由此发家致富，并给家里盖起了三层小楼。在1980年的浙江东阳农村，这样的民宅几乎可以称作是独一无二。
可是，三十年后，吴永正一家依然住在这栋三层红砖小楼里。他自己的积蓄在甘肃一场长达八年的官司中几乎耗尽，而他的大女儿吴英，曾经的亿万富姐，并未给家人改善居住条件，就已身陷囹圄。
2007年2月5日，北京首都机场，吴英准备登机返回杭州时，被公安机关扣下，当晚被押至浙江金华看守所，随后以“祝素贞”的假名被刑事拘留。吴英后来回忆说，2月6日是改变命运的一天。
改变的不只是她的命运，还有她全家人的命运。
她的丈夫周红波(媒体亦有报道称“周洪波”)，仅在2007年到2009年间出现过可数的几次，随后便销声匿迹。如今，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对本色集团和吴英的事，已经不太过问。
她的父亲吴永正，放弃了曾经辉煌的生意，把全部身心投入女儿的案子中。东阳、杭州、北京，五年来，他为女儿奔波的脚步从未停止。
她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农村家庭主妇，因为自己的丈夫不做生意而没了经济来源，但还在家操劳着，生活全靠其他三个女儿的补贴。
她的大妹妹吴玲玲做生意的同时身兼父亲的司机、秘书及微博发布者，随时待命。原本计划出国的二妹妹，因为父亲把钱用于偿还吴英的债款而最终没能成行，现在在东阳开了家美容院。同样因为资金问题而没能去美国读大学的三妹妹，正在义乌打工。将吴英从小带大的吴英的奶奶，更是因打击太大，在2011年就去世了。
无法改变的性格
这些变化吴永正都看在眼里，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放弃为女儿争取权益，尽管前路漫漫。
5月16日晚饭时分，北京白纸坊的一家饭馆里，不等吴永正嘱咐，领班就拿来了他喜欢的辣椒，全店最辣的一种。吴永正并未因此高兴，只是稍稍点头以示感谢。
这一天，他的心情如过山车般上下起伏，眼下正是最低落的时刻，他根本不想吃饭。早上，他的新委托人蔺文财从北京赶往杭州，等待吴英案主审法官金子明的接待。吴永正满心欢喜，盼望着浙江高院接受蔺文财的辩护。到下午下班时分，从杭州传来坏消息，金子明拒绝了蔺文财，因为“未经吴英本人授权”，同时，也因为蔺文财不是律师。
饭桌上摆着一瓶白酒和三瓶啤酒，喝完白酒的吴永正，还要喝冰镇啤酒。酒后，吴永正偶尔能讲几句笑话，在逗得旁边人大笑时，他的笑甚至没有露出牙齿。
能改变的是命运，不能改变的是性格。五年来，吴永正以刚烈、耿直的性格示人。2011年4月7日吴英在浙江省高院二审时当庭承认非法吸收存款罪，吴永正直斥自己的女儿没有骨气，“如果吴英犯了罪，我自己都要把她打死！”“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她要认这个罪，我宁愿让她死！”
面对接连不断的媒体采访，吴永正重复地表示着同一个意思：吴英无罪。“如果吴英确实是骗子的话，哪怕她是我女儿，我理都不会理她。”身高不足1米7的吴永正，说这些话的时候铿锵有力，仿佛要用尽他消瘦身躯中的全部力量。
然而，时间来到2012年，微妙的变化出现了。2月12日晚，吴永正在东阳租住屋里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吴英罪与非罪对我不重要了，吴英现在死与活，也都不重要了。但必须讲个理！(如果)你们敢以权乱法，我就敢以身试法！”
5月16日晚，他再次向《投资者报》记者强调：“吴英的死活我已经不关心了，我就是想要个说法！”他将仇恨的子弹瞄准了金子明。
在写给家人的明信片中，吴英用“倔”、“要强”和“执着”来形容自己父亲的脾气，说他会为了一个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但执着的结果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吴永正像导演张艺谋电影中的秋菊一般执着地寻找着“说法”。他周围的人却在担心暴力事件的发生，他们开始担心吴永正会失去理智。
一个人的战斗
“不用担心，这些都是他做父亲的气话。”云南里程律师事务所的朱建伟律师并不担心吴永正。5月21日下午5点，身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他刚刚接到吴永正的电话。电话里，吴永正告诉他，浙江高院已经宣判了。随即，朱建伟长叹一声，关闭手机，乘机飞回昆明。
不到两个小时前，他刚刚提醒吴永正，要随时关注浙江高院，“可能很快就会宣判了”。这位曾为褚时健案件做过辩护的老律师，参与过云南省涉案的厅以上干部的全部公诉，对案件有着非同一般的直觉。他在5月18日第一次到浙江高院被拒绝后，就开始提醒吴永正(详见A14版对话)。
随后的两天周末，朱建伟逐渐发现，吴永正就是个朴实的农民，人很不错。但身为父亲，吴永正五年来只见过吴英四次，而且每次都是在法庭上。在这次宣判前，吴英更是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断绝了音信。“他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跑，没有章法，太可惜了，至少应该有个‘救人专案组’和‘精英辩护阵容’。”
吴永正几乎是一个人在战斗。五年来，他随时准备出发，行囊中的定型摩丝和洗衣液，都是符合航空托运行李要求的标准型号。他一个人出发，一个人做决定，几乎不和家人商量。但他不是律师，更无法判断辩护水平的高低。
5月21日晚上，吴玲玲终于打通了吴永正的电话，她把他送回歌山镇那幢三层的红砖小楼，希望他能多休息休息。当晚21点47分，实名认证为“吴英的父亲”的新浪微博发布一条微博，称对于这样的判决无话可说，并质问浙江高院，“我上午的时候还在高院，他们为什么不告诉我！他们想隐藏什么？”6分钟后，又发布了另外一条微博：“申诉到底！！五年不够就十年！！”
不能承受的事情，现在必须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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