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05月12日 03:0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胡欣欣
2012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后，外界发现部分省市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较大。
外贸疲软、转型升级难度大、产业外移速度加快……这些因素被用来解释这些地方为何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数据略微有些难看。
同为东部经济大省，江苏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增长阶段。第一季度，江苏全省实现生产总值10881.5亿元，同比增长9.8%，比全国增速快1.7%。
事实上，早在2010年，江苏省就进入GDP的4万亿俱乐部。江苏省省委书记罗志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经济危机，这一数字到来的时间比预期中晚了一些。
罗同时表示，即使在经济危机中，江苏依然有平稳增长，这来自于动手早，“这是面对危机的最后良方，也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应对手段”。
此后，罗志军在不同场合将“动手早”阐述江苏经济能够稳健增长的原因，有趣是：动手早，早在哪里？
早或就早在及早转型，就在5月10日上午，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主持召开江苏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力促新兴产业发展，官方数据显示，仅在2010年，江苏省地区生产总值超4万亿元，其中，六大新兴产业销售收入在工业产值中占比达23%，突破了2万亿元。
这显然是一个量质并举的体现，一个有趣而严肃的问题由此产生：为什么是江苏？
不过，江苏的问题与创新同在，部分强政府模式似乎有干预企业独立运作之嫌，而政府用财政资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往往存在较大的风险，这些都是当地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江苏民企实力超浙江
“如果不是过来采访听江苏当地政府的介绍，我根本不知道原来在江苏还有这么多好的民营企业。”一位常驻浙江的媒体人甚是感叹地告诉本报记者，“太低调了！”
不仅听到的让其震惊，看到的一组数据更让其惊讶，在2011年，全国民营企业50强中，江苏有16家，其中沙钢集团、苏宁电气集团分列第二、第三位，雨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九位。
而201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共有118家企业入围，上榜数继续位列全国第二，其中上榜企业的营业总收入已达19082.46亿元，占500强营业总收入的27.32%；上榜苏企资产总额已达13454亿元，占500强资产总额的22.87%，这两项指标的绝对值和占比，均为全国第一。
官方数据也显示，2010年，江苏省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16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52.8%；私营企业登记数量为104.81万户，私营企业数连续十年居全国首位。
这似乎突破了外界固有的印象，即
江苏只是一个外资主导型地区。
对此，李仁颇有感受，其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表示，“江苏省的民营经济在转变发展方式，在转型升级中，不仅呈现出体量大，而且质量高”，李是江苏省工商联主席，长期关注江苏本地民企的发展。
江苏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源地。清末状元张謇的“实业救国”的工厂即选址在南通和苏州，而这一历史的传承，影响着苏商在后来的产业选择，也给人留下了偏重于制造业而轻商贸的印象。
“但现在这一情况也出现了变化。”李仁表示，“民营经济中，服务业的比重在不断地增强，苏宁、宏图三胞、红星等商贸民企的崛起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序幕真正拉开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财务危机而导致的苏南乡镇企业的全面改制。
红豆集团是当年改制的典型代表。1957年，公私合营的弹棉花合作社，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为乡镇企业的代表之一。1990年，红豆率先转制，成为当时苏南模式的重要历史事件。
而后，红豆将一家传统的服装企业发展成为拥有服装、轮胎、生物制药、地产等多元化大型现代企业集团。
红豆的当家人周海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主动提及，江苏民企对政策把握性较强，这位“红色民营资本家”表示，深刻理解、吃透党的方针政策，就能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机遇优势。
事实上，像红豆这样的“次生型”民营经济的另一个特征就对政府主导的路径依赖。
在一段时期内，这种路径依赖并不为人看到，许多学者都担心这样的主导会对民营经济的创造性造成伤害。
实际上，作为最具活力的经济体，这一创新能力并未如外界预期的一样。2010年，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为512.5亿元，占全省研发投入的61%。
“1990年代以来，江苏企业通过利用外商投资提高技术水平，更早地介入了全球产业链，江苏企业有着比浙江的民营企业更好的技术创新基础。”全国人大代表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教授程惠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而在日前公布的《江苏省民营企业“十二五”规划中》，一个来自政府的更为强劲的信号出现，“建立民营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充分发挥对民营企业创业创新、转型升级的助推作用。”
但与浙江民企相较，江苏民企大部分更愿意留守在江苏当地，走出去欲望相对不太强烈，这也导致部分江苏民企尽管规模较大，但收益率却比更为灵活的浙江民企少一些。
为什么是江苏？
与脱胎于乡镇企业的民企发展迅速同步进行的还有遍布江苏各地的海归等创立的新兴产业，如无锡尚德。
让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叶克林最担心的是此前部分苏商的创新能力的持续性，“经过20多年的历练，很多乡镇企业已经步入了小富即安的状态。苏南企业家创新基因恐怕要遇到传承危机”。
叶克林认为，面对更大风险的科技创新，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是不足的，“尤其是当他们意识到从政府手中获得资源转移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比自我创新带来的收益要大的时候”。
程惠芳亦有这样的看法，她认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产业调整有时候将强于市场力量作用”。
然而，江苏似乎找到了新的途径，一个最典型的样本莫属施正荣的例子。
2000年，施正荣怀揣着笔记本电脑，到无锡为他的太阳能项目寻求发展机遇时，无锡市政府出资600万美元，成为大股东。而在2005年，尚德上市之前，政府资金选择了退出。
2006年4月，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在无锡考察时，从施正荣样本中发现了海归人才在科技创业中的爆发力，由此，引出了无锡提出5年内引进30名领军型海外创新创业人才的“530”计划。
这一引才的计划并非毫无重点，这份由时任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亲自修订的文件将引才的范围锁定在“电子信息、新材料”等5个支柱产业和环保、新能源、生物3个先导产业。
“这反映出江苏政府对市场的认识能力。”南大商学院教授郑江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中，江苏省政府显示出了更强的认识市场、利用市场和弥补市场的能力。”
在苏南，以科技带动经济进步已经达成了共识。许多官员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核心技术问题能够信手拈来。一位苏南地方国有投资平台的负责人在谈起环保新技术时，头头是道，并坚定地将环保、新能源作为其今后实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志军在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媒体专访时专门谈及了创新的问题，而从科技部到地方任职的江苏省省长李学勇也为科技动力的提升“加力”。
罗认为，江苏最大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高校数、大学生数和职校生数都名列全国前茅，江苏人历来崇文尚教。“江苏要发挥自己最宝贵、最可依赖、最可持续的资源，那就是人才的创新资源”。
“这对江苏留住科技人才有着重要的作用。”程惠芳说，“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这些海归以及高智力人士创办的企业如今已经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并进而使得江苏相关产业位居国内前列。
比如，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风电设备的关键零部件占了国内50%的市场份额，软件的业务收入占了全国1/6以上，生物医药的产业产值占了全国的12%。
与此同时，尽管江苏十分重视人才，但诸如无锡“530”计划还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有声音就认为该计划其实有过度使用财政资金的嫌疑，并认为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了企业的运作。
同时，尽管江苏人力资源丰富，但每年南京大量的毕业生却流向外地，这也亦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苏北的崛起：江苏的全面富裕路径
如果说通过创新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条产业路径，在区域发展路径上，江苏亦走出了一条新路，即苏北和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
“相对浙江，江苏有着更好的土地资源。”浙江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所指的土地资源来自苏北和江苏沿海地区。
第一季度，苏北的增长成为江苏经济运行的亮点，苏北地区实现生产总值增长13.1%，增幅比全省高3.3百分点，而出口增长比全省高出12.5个百分点。
“苏北的崛起为江苏构建了一套应对不同外部环境的组合动力。”叶克林说，“苏北的迅速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江苏由于产业链升级带来的经济波动。”
苏北工业化开始纳入主政者的视野是在2001年。而后，伴随着长三角日益增强的环境压力，苏北成为了承接苏南、上海等地产业转移的重要选择。
“2005年之后，在产业方面，江苏省内部区域资源的配置更为强烈。”叶克林说。
2006年，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要求，部署了南北挂钩、结对帮扶，开始了南北共建园区的实践探索。
苏北正式进入了“飞地”经济时代，成为江苏的新兴发展极。
“事实上，这两年对苏北的产业政策是采取跨越式产业发展的设计，而非‘亦步亦趋’的发展模式。”叶克林说。
按照叶克林的总结，苏北有别于苏南的发展模式在于，在苏北农业化的社会中，推动工业化进程时，注意用高新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或者是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这样的策略已经在苏北城市的经济数据中有所体现。2011年，苏北五市之一的盐城服务业增加值突破千亿，新特产业实现应税销售1239亿元。
如今，江苏支持苏北发展的路径受到了外界普遍关注，目前国内部分省份内部也在进行产业转移，但转移效果尚不及江苏。
但苏北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同时，一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苏北还面临着环保等诸多因素的挑战，江苏方面如何防止苏北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苏南模式”再造：更强的政府还是更强的市场？
与苏北风风火火的振兴不同，苏南则在进行着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发展模式的再造。
位于宜兴太湖边的周铁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曾经历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发展。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爆发，当时被成为“化工之乡”的周铁成为了众矢之的。
环境的硬指标让周铁开始谋划转型的路径，周铁放弃了化工，选择了机械制造。这样的产业转变让周铁迎来了一次新的增长：2011年，周铁的工业应税销售达138亿，是2007年的2倍。
事实上，周铁只是苏南转型的一个缩影，更为彻底的转型出现在与周铁相对的太湖东岸——苏州工业园区。
作为苏南的领头羊，苏州工业园区实现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30%左右，2003年，经济总量达到开发前苏州市的水平，等于十年再造了一个新苏州。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在评价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模式时曾说，苏州工业园区体现的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长期收益预期。
在这样的发展中，地方政府不再像原有的苏南模式一样，作为竞争主体，直接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而是直接参与工业用地的后期增值收益分配。
不过，政府的作用在苏南发展中似乎无时无刻不得以体现，以无锡为例，“530”计划本质上就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的长久效果仍有待观察。
“现在看来，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干预可能是一种更加有效的办法。”程惠芳说。
南京大学教授郑江淮认为，江苏“强政府”是强在“认识市场的能力强、利用市场的能力强、弥补市场的能力强”。
而他认为，这样的角色并没有变化，在逐步加强，并呈现苏南向苏北的扩散过程中。
“在调整的关键时期，政府的力量要超过市场。”程惠芳分析说，“政府在培育新兴产业、培育企业的创造性上，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但一旦新产业推动起来，企业逐步走向正规，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和能力时，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程惠芳补充道。
政府的强力引导让产业发展得到了强力的推动，但是一个隐形的问题也出现在了江苏主政者的面前。这样强势的政策是否能够具有延续性？是否会因为执政者的变化而产生摇摆和波动？
这种担忧并非多余。以南京为例，市长三年一换，城市规划“一波三折”让城市的区域功能不断变化，因而影响了产业发展的布局。
“此外，由于江苏目前发展的组合动力模式，政府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强的灵活性。”叶克林说。
显然，对于江苏而言，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则需要当地执政者贡献出更多的智慧。
(本报记者赵飞飞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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